同一时期，由商人创办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又延揽了一批由中国南来的文化人，终于在南洋引发了土生土长的、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本土南洋文化。尽管开始时有人把这新出土的文化花蕾视为异域奇葩，但随着世界局势变化，特别是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各地民族文化成为当家作主的人民自身的文化。
难怪，当郭振羽教授代表基金董事，在参与《重温》一书撰稿的张曦娜、李国梁、李金生和温昌等分享报告之后的发言，听来同样令人有些唏嘘。郭教授说：周星衢基金的退场，不是中文的退场。在回顾基金20年历程中创下的各项成绩之后，他指出：基金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郭教授期冀新加坡的华文发展前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十分可惜的是，地处南洋中心的新加坡因为历史原因，各族文化纷纷成为政治斗争或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以新加坡四大官方语言为例，除了一枝独秀的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无不式微，成为弱势的小语种。正因如此，像周星衢基金这样自掏腰包，推广华文事业的公益机构的所作所为，更为人所敬佩。
同曹蓉一样，马晓敏也是来自中国的新新加坡人。历史似乎在这里给我们以某种启示。观景阁外的乌云最终散了，一场暴雨化解了，城市天空重新亮起。新加坡的华文前景值得期待，就如郭振羽教授比喻的那只关闭的潘朵拉盒子，里面终究给有心人保留着一点希望。
（作者是本地退休工程师）
当收到周星衢基金执行董事曹蓉的邀约短信，言及12月2日在观景阁举办《重温‘南洋文摘’回顾半世纪前的星马社会》新书发布会暨周星衢基金告别会时，不免有些许恍若隔世的感觉。又一个不惜代价，推广本地华文与华族文化的私人机构，将走下历史舞台，不免黯然伤感。
了解新加坡开埠史的读者都知道，在旧称“南洋”的东南亚地区，传统上是中国福建及广东移民之目的地。百多年前，以闽、粤、潮、客、琼籍人士为主的华族先贤，在此拓荒开垦，打造各自的商业王国时，有一群来自江浙一带的“外江人”，却从事起文化有关的商业活动。这就为后人称之为“南洋文化”一分子的新加坡华族文化，铺垫了培育与生长的土壤。
正如曹蓉此前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所透露，基金董事主席周曾锷先生没有出席告别会。当我看见坐在现场前排的前上海书局继承人陈蒙志和新华文化掌门人杨善才两位老先生时，不期想起另一场由周星衢基金主办的座谈会《星洲书业三杰：陈岳书、周星衢、陈育崧其人其事》。
活动结束时，观景阁外乌云笼罩，似有暴雨来临。曹蓉在最后致答谢词时，差点语塞。然而，她终究含笑完成她的工作。望着与她一起在现场忙碌的年轻团队，我又想起在观景阁举办过的另一场活动：友联书局70周年纪念。那是2022年6月4日，新加坡书展的“回望—新加坡友联书局70周年纪念特刊”发布会。
上一次登上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是9月24日出席赤道风出版社的图书《女人再约》发布会，现场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方然先生。近年来他多次入院，连自己的小说《永恒的山村》发布会都未能亲临现场。10月人在旅途的我，收到他妻子芊华发来方然逝世的讣告，待11月回到新加坡时，方然骨灰已经洒落大海。
那是在2017年11月9日的艺术之家，周曾锷、陈蒙志和杨善才三位都在场作分享。大众书局老板周曾锷，当场赞誉自15岁就加入世界书局当学徒，至今还在百胜楼主持被坊间称为“新华书店”的老板：“真正做书店成功的，是杨善才先生！”
友联书局源自中国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南下香港创立的一个文化机构，最后又来到星马并在独立后的新加坡站稳脚跟。饶有兴味的是，随友联南来的周立良，在生前找到一位接班人马晓敏，继续将友联的生意继承下来。
上海书局在2008年收盘，大众书局于今年11月1日被香港投资公司全面收购。这两家有着近百年渊源、由南下华族先贤在新加坡创办的书店，原店创始人都有相似的时代背景。从上海南来的陈岳书与小舅子王叔旸，在1924年12月1日于水仙门中华商店二楼开设上海书局。同年上海正兴美术公司派周星衢南来开办新加坡分发行所，此为世界书局及大众书局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