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可谓西方最了解中国的人群。当时一位在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大大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学者伏尔泰。伏尔泰在1751年出版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的世纪》中，最后一章写中国礼仪之争，这些争论如何导致基督教在中国被禁，做出两个结论：“我们看到玩分裂的游戏从来就没有赢家；宗教对别人的不宽容最终导致宗教本身遭受打击。”

其他修会则不了解这种体会细腻的处事方式，他们坚持穿着僵化的教会制服。虽然这样导致愿意皈依者不多，但他们坚信，这比耶稣会士用迎合当地文化的手法而得来的皈依要更为真诚。

文化换位思考引发争议

利玛窦属于最早一批通晓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耶稣会士，他缔造了天主教中国教会，并以令人钦佩的耐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将其发展壮大。他用了18年在中国潜心进行文化适应，最后才找到机会被引荐入宫，并获得皇帝的赏识和善待。然而，16和17世纪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这种文化换位思考，却在欧洲思想界和宗教界引发一场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

方济各也是耶稣会士。成立于1540年的耶稣会是天主教一个男修会组织。创会不久，耶稣会教士从葡萄牙海外贸易据点果阿和澳门东进，继1542年进驻果阿、1549年进驻日本后，很快就派员前往中国，开创性地完成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使命。在这些明朝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中，利玛窦无疑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一个争议是关于传教士的服饰问题。为了避免被人歧视，利玛窦在中国放弃袈裟，改着士大夫装束，试图同本土精英着装一致。只有受到当地学者和有权势者尊重，才会受到普通民众尊重，说的话也才有人听，才愿意交流。这在耶稣会教士看来，并不是简单的服饰问题。他们敏感地领悟到，在东方社会，谦卑的态度和清苦的生活并非个人品德的保证，道德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根据地位等级而获取的头衔和荣耀，被看作是道德高尚、人品出众和能力杰出的外在表征。

（作者是本地退休工程师）

教宗方济各把新加坡选为亚太四国巡访的最后一站，这让我想起他在2023年5月31日，在一次宣教中提到的“可敬者”利玛窦，他对早期耶稣会士利玛窦表达了赞誉之言。他通过演说，让在场信众一起回到后者最初奔赴、最终献上生命的使命现场，重温他以极具个性特色的“对话、友谊和一贯性”，在明朝时期的中国赢得广泛友谊的历史场景。

方济各褒扬了利玛窦“文化浸礼”的做法，即从日常生活着手，穿儒服、学文言、读中国经典、用汉语交朋友和写作宣教。方济各还赞赏利玛窦亲自监制的世界地图（即经万历皇帝委托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揭示比他们原先想象还要广阔的世界版图；并以他及其他传教士在数学和天文方面的知识，让东西方在文化与科学方面交互相会，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双方通过平等对话，增强友谊，体验一段至为幸福的时光。教宗也不忘提到两位与利玛窦交情深厚的中国士大夫徐光启和李之藻，指出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利玛窦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1552年10月6日出生的意大利人利玛窦，1578年3月24日从里斯本乘船加入印度传教团，同年9月13日到达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在那里居留学习四年。后来他被派随传教团到中国传教，于1583年8月抵达澳门。利玛窦从此留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先后到达肇庆、韶州、南昌，直到1610年5月11日于北京逝世。

在这三个问题上，耶稣会独自面对不愿作任何变通，不愿作任何灵活解释，也不愿作任何让步的其他修会，进行论争。这一辩论在整个17世纪一直不断，最终耶稣会士的对手说服了罗马教宗，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任何祭祖先、拜孔子的活动。清廷发现基督教会内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互不宽容，150年来耶稣会士艰苦赢来的信誉和基督教在华公开传教许可，被毁于一旦。康熙死后，雍正皇帝1724年即位时，一切都改变了。那年1月24日，清廷下令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

反对耶稣会的其他修会则不这么看，纷纷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他们认为对基督徒来讲，这些都是难以容忍的迷信活动。在他们看来，祭祖典礼也是如此。中国人的祭祖仪式问题比祭孔更棘手，儒生、佛教徒和道教徒都遵循此礼。如此正面抨击祭祖，在一个自下而上各阶层都遵循祖宗崇拜的社会秩序里，如同以卵击石，自我毁灭。与之不同，耶稣会竭力将祭祖礼阐释为一种平民礼仪而非偶像崇拜。

将祭祖礼阐释为礼仪而非偶像崇拜

第三个难题是如何把拉丁文Dieu翻译成汉语：天？天主？上天？这个问题无论从语义学角度还是教理观点上，要把握得好都异常复杂。

第二个对耶稣会士的指责是，他们对异教徒礼仪过度让步，将导致教士本身信念丧失，以至于忘记良知检测、自我反省和静修这些基本义务，而让诸如科学和艺术的世俗考量，取代作为传教士使命的精神感召。耶稣会士则反驳说，传教并非局限于使人皈依，还要了解中国读书人的理念，以便与其展开辩论，来驳倒那些不利于基督教义传播的学说和信条。

对耶稣会士来说，一个好的传教士不了解儒家学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它在中国受到顶礼膜拜从未间断，熏陶了中国所有社会和行政结构。从正面攻击儒学不仅是无知，也是会失去传播福音机遇的疯狂和不谨慎行为。为此，耶稣会从1673年起，就为传教士开设儒家思想简介和译作评论。在耶稣会看来，儒家学说是一个道德学说，可以很容易与之妥协互动，因为它没有偶像、庙宇、精神领袖和教士，也没有集体或个人祈祷，只有对老天爷的尊崇和敬意。这是连中国皇帝也要遵循的礼仪。

2001年10月24日，在利玛窦抵步北京400周年纪念日，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感谢利玛窦当年完成的创举。他指出：“在历史上和文化上，他是一个先驱，一个连接东方和西方、欧洲文艺复兴文化与中国文化、古老而宏伟的中华文明和欧洲世界的珍贵的纽带。”他还为过去的天主教会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道歉。这是否可以解读为，教宗间接承认了罗马教廷当年对“中国礼仪之争”的错误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