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区域环保媒体与咨询公司益笔思(Eco-Business)编辑部副主任)
当然,城市创生的核心在于它认识到一座城市的活力,不能单靠城市景观的改善,城市生命力来自生活情感、历史与记忆的整合,整体概念还是具有正面意义的。若参考一些成功的国外个案可发现,建安大厦实验中某种“效益交换”的概念,尤其有借鉴意义。例如,在一些地方,政府或经营者会提供免费或便宜的空间给不同的团体,或为老地方提供修缮补贴,使用空间者则以公益行动作为回馈。以这种方式提升空间经营,或许是未来保留老地方时,可参考的方案。
笔者认为,与许多国家建设工程不同,新加坡的建设工作在独立初期非常注重硬体的建设,很大程度由上至下、较有效率的统一规划,意味着一般人民在空间治理方面,过去的参是受到限制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人多多少少还是累积了一些共同的地方回忆;从某个时间点起,大家的国家认同感也与老地方、旧回忆离不开关系了,而老的、旧的,也不一定不好。
近年来,不少负责进行城市规划的官方单位与私人企业,都开始重视且推广“地方创生”(placemaking)的概念,用意虽好,但效果并不显著。城市创生的核心在于认识到一座城市的活力,不能单靠城市景观的改善,城市生命力来自生活情感、历史与记忆的整合,整体概念还是具有正面意义的。
有趣的是,除了与崭新、摩登的新加坡商场形成对比,建安大厦这次意外的实验结果,仿佛也让市区重建局等政府单位过去为打造一些更有活力、适合年轻人的空间的尝试,显得格外刻意。
建安大厦建于1970年代,老建筑当然已不复当年风采,因为灯光昏暗,格局较窄,整体环境氛围与一般民众熟悉的乌节路大商场或甚至较新的邻里商场非常不同。然而,也因为它与设计、购物选择千篇一律的新加坡商场有别,这似乎唤起了许多年轻人对空间的好奇。
这项概念近年来又流行起来,主要因许多城市都面临空间与资源局限的问题,管理者也须要寻找新颖的空间管理方案。最近出席新加坡管理大学都市研究所的创立典礼,一名参与者在讨论会上也提出相关问题,并建议新加坡推广城市空间的参与式治理,尤其将一些空间留给下一代年轻人去管理。
坐落在实里基路一带的建安大厦即将拆除,却在倒数计时的几个月里,因业者将空间开放给民间独立经营者进行“快闪”项目,突然焕发新活力。不过,本周末建安大厦即将关上大门,曲终人散后,这项有趣的空间实验是否给了我们一些新的领悟?
过去一个月,笔者因为身边友人都在谈论这座原本没落的老建筑如何成为时下年轻人周末最爱流连的地方,所以好几次到访建安大厦,每次都有新奇的体验或发现。在大厦里,原本闲置的店面有些还留着老招牌,摇身成为人们“寻宝”或进行二手衣物、图书交换的旧货店;有社会企业租了小空间举办小展览,也有涂鸦艺术家在楼梯旁、墙壁进行创意挥洒;笔者也在某个周末参加一场关于建安大厦历史发展与未来的讲座,收获满满。
近年来,不少负责进行城市规划的官方单位与私人企业,都开始重视且推广“地方创生”(placemaking)的概念,用意虽好,但效果并不显著。笔者撰写这篇专栏前在网上搜索发现,像市建局就在2021年出版了一本《如何打造好地方》(Discover How To Make A Great Place)的手册,希望一般新加坡民众或民间组织能自发参与地方身份的建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持续与终身教育学院也有开办专业课程,教导地方创生如何实践。
无独有偶,《海峡时报》副刊记者几天前也聚焦报道了一些如珍珠山台(Pearl’s Hill Terrace)等新冒起的独立艺术聚落面对的生存问题。以珍珠山台为例,这个过去是新加坡警察部队营房的新聚落,如今有多达148个分租户,但其地契在2025年3月就将到期,届时市建局或将施展“振新”计划,在珍珠山台一带建设公共与私人住宅。文章间接抛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即官方对“振新”(revitalisation)的定义,是否真能为一个地方带来活力,或反而夺走它原有最自然的生命气息?
据了解,建安大厦原本已要关闭,却在去年8月因一个名为PlayPan的民间组合向接手大厦发展的公司建议暂时顶下空间而有了短暂的新生命。PlayPan这个组织将不同单位分租给其他团体,展开大厦新的社区经济生态。它刻意拒绝大品牌,只要经营的团体秉持行善目的,就可以低租金甚至免费的方式使用单位。
不信的话,到建安大厦走走吧!
最近看《联合早报》一篇专题写建安大厦的实验,形容这是“一开始就在倒数的项目”,让人感觉特别贴切。或许就是因为有了时限,反而激发了由下至上的无限创意。
地方创生一词源于196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正提倡用以人为本的方式设计一座城市,包括打造公共空间和热闹的社区聚点,且以一种集体参与、民主的过程,让不同的群体共同创建有认同感的地方。
然而,在新加坡这个寸土尺金的城市国家,空间的经济效益往往是最大考量,要真正做到让民间放手管理空间并不容易。即便是秉持着地方创生理念推广的项目,如果各项抉择仍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导向,或涉及冗长的批准手续、昂贵的租金等,那么在政治或文化上能产生效果的可能性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