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加坡政治精英甄选模式，是依李光耀建立起来的惯例。他也没有硬性安排接班人，而是透过一套“制度创新”的机制来选拔，有东方贤人政治特色，在先进经济体中别树一格。他不采纳现代西方政党的党选程序，又吸取了其他国家指定接班人失败的教训。从后继的吴作栋和李显龙两任总理之表现来看，新加坡透过选贤、督导和辅政，有序地培养接班人，暂且而言是有效和成功的。惟随着岛国政党竞争日趋强化，现有的接班模式能否维系不被打断，未来或有更多变数。

黄循财继承一个高效能和富有竞争力的先进经济体，为他的执政打下坚实基础，但新加坡的柔性威权体制，还重视领导人的贤明和威仪。因此，新任总理势必要尽快展露视野，以政绩来确立领导权威。

现有接班模式　未来或有变数

长期执政的政党要保持韧性，党内就要周期性更新，回应社会新兴需求。由于年轻国民对民生经济有更多意见，期待更开放多元的社会价值，下一代领导人面对逐渐懂得经营的反对党，预期新加坡的公共生活会更加政治化。可是，新晋政府领导人多来自政府部门、军方、政联企业，未必在政治历练上有足够经验和判断，过多的集选区，也令不少政府高层是在党的羽翼下中选，个人未经过实质的政治考验。

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自1960年代就建立起稳定的政党制度，有效地将各阶层社会精英组织起来，使两地政权充满政治韧性，因而都有一党长期执政经验。由于马国有较为制度化的反对党和在野结盟，巫统的独大地位已被打破；但人民行动党的优势相信仍将维持下去。

行政官僚治国可能符合政府治理上的要求，但在变迁中的环境，国家领导人还需要灵敏的政治思考和气质。新一代领导人有完整的养成过程，熟悉体制，但守成有余，也需要更多政治热情。根据吴作栋回忆录，他当年曾被党内元老质疑欠缺政治热情，如果把从政视为履行国家任务，在日趋政治化的政党竞争中，可能要加倍经营。

黄循财继承一个高效能和富有竞争力的先进经济体，为他的执政打下坚实基础，但在新加坡的柔性威权体制里，还重视领导人的贤明和威仪。新一代接班梯队是经历换帅和折腾后，才组建而成，因此，新任总理势必要尽快展露视野，回应社会迅速变化，强化基层组织互动，保持体制运作严明，以政绩来确立领导权威。

今日新加坡的治理效能依然卓越，而且增强了社会韧性，还在竞争优势上远远抛离香港。疫情期间，新加坡很早就提出与病毒共存，也是较快从疫后复甦中获益的国家。李显龙在父亲光环下，无疑政途比他人走得较为顺坦，但自己也以能力和决心证明，他的确是当代亚洲杰出的领导人。

人民行动党可算是干部型政党，党的组织和建制其实并不庞大，有时是隐身在政府体制内，也少见公开的党内选举和基层动员，减少社会的政治化。因此，该党政治精英往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甄补和观察而产生，优点是易于营造凝聚力和集体共识，缺点则是未经党内外政治历练的洗礼。

就此而言，在李显龙治下，新加坡社会过去20年来变得较为宽松、开放，以及更具动感与活力。李光耀是那种“连受了伤的老虎也别轻易放过”的强悍作风，但李显龙在某些看法上与父亲未必一致。他上台不久就公开讨论开设赌场，还允许在国会发言时随时转换语言，容忍较多社会异议，增加了政府的回应能力。

过去60年，两国执政党的组织化程度甚高，但接班人选取得合法性地位的路径不同。巫统和马国其他政党的政治接班梯队，是通过党内公开选举取得社会认可；人民行动党则采取独特模式，团队领导人必须得到同一世代的推举和共识，以“群贤举荐”模式来达致。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新加坡能做到政治交棒有序完成，在本区域实为罕见。这有助于政策与路线平稳过渡，维持党内精英整合，避免权力继承过程中的高层分裂，确保执政党政绩的传承与韧性。过去巫统在全盛时期，还可勉力达成政治接班安排，后因党内周期性政争而致失效。如今马国处于政治新秩序未定的转型期，权力继承比以往更不确定。

2020年大选，副总理王瑞杰战绩欠佳，多少影响了行动党接班部署，更早以前政治明星杨荣文败选，就直接冲击其政治生命。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加坡尽管被某些论者形容为威权式民主，但选举程序与竞争还是能产生关键意义。201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下降，就驱使执政党在选后检讨多项民生与社会政策，以回应选民发出的信息。

新加坡的接班模式在人民行动党仍主导政局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延续，但未来考验或将愈加严峻。理论上，现有选举程序是可以促成政党轮替的。2011年总统选举，陈清木仅以3.38个百分点落败；在未来两至三届国会大选，反对党未尝不可能打破执政党三分之二的垄断。事实说明，集选区制不再独厚执政党，若反对党再拿下四个集选区，就接近否决三分之二多数。新加坡是城邦国家，政治风潮可以短期内席卷全岛。由于选制上采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只要额外10个百分点以上的选票转移，就足以改变大局。

新加坡政府领导团队即将交接，黄循财将成为第四任总理。人民行动党向来通过谨慎和认真的内部机制，培养领导团队，同时由接班世代推选出领导人，形成集体共识。这种有序布局下的权力转移，既有利于无缝接轨，同时减少精英分裂，也意味着政策和理念将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