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我有幸在李显龙先生的邀请下担任他的新闻秘书。那时，李先生还是副总理，即将在8月上旬宣誓就职出任第三任总理，随着举行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有如20年后的今天，那时总理职务交接在即，人们饭后热谈国家大事。时任副总理首席私人秘书的王乙康先生要求我尽快上班，因为李先生正紧密地准备8月的两场演讲——两场划时代的演讲，新人新政必定要有新气象。

我把文稿读了一遍，印象是情理兼备，语言凝练，已经是上乘之作。再三细读之下，心想这么一篇演讲，有多少信息是普罗大众听得懂、记得了和带得走的？从这个角度寻思，我霎时觉得有些话可说。多年的新闻工作积累了一点市井知识，不难想象哪些话会说到人们心坎里，哪些话则多半会硬着陆。循着这想象，讲稿似乎还可再修，还可更贴近市井生活的脉搏。

李先生也有赢得选举的压力，但是从他出任总理开始，便向身边助理明确示意，他要以真面目真性情面对公众；虽然公关技巧不得不有，但绝不能塑造虚假形象，更不能开展个人崇拜，因为任何假象迟早会被识穿。他也不愿看到人们对他毕恭毕敬，打躬作揖。他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常用的一个中文词是：平起平坐。

在这新旧领导人交替之际，我回望在总理公署的工作岁月，庆幸自己能够走入一个历史现场，近距离观察李先生如何待人处事、把舵引航，并目睹他日以继夜的工作，为岛国的长治久安操心，为一个政治信念投注了一生心力。

打开电脑文稿一看，只见灵思穿梭其间，批注和修改痕迹处处。电脑文档显示，多天以来，李先生和几位助理联手草拟文稿，也一起逐字逐句修饰；论述不够清晰的，文字太生硬的，都一一圈点出来，留待进一步讨论。上班不到半天，我便意识到李先生和下属之间的互动，有一种默契和自在，他们字斟句酌，好与不好都直说，不拐弯抹角。

李先生为政立场坚决，不为选票牺牲信念。在麦克风前，他永远是苦口婆心，希望众人都维护大局，心怀长远。有些政策向左倾斜，扶贫助弱携老扶幼，以分享国家成功的果实，以求社会和谐安宁。但是，即使这不违国家生存硬道理，他仍不忘一再提醒国人：世上还没有不劳而获的魔法，因此不得不继续自力更生、奋发努力。

无论你处理了什么事，他都会向你道谢，有时可能为了省时，他只打了两个英文字母TY。我的邮箱多年累积的“谢谢”有数千个。他在批示下属的报告或意见时，通常当天就回复；当他需要多一点时间，他会说let me sleep on it（让我考虑一下，明天回复）。他一旦做了决定，而且往往是果断的决定，他必会说明原因和自己的考虑。

回头来看，20年一晃而过，上班第一天与李先生的互动，在此后九年的工作岁月里不断重复。无论大事或小事，他常常都问：你有什么意见？有时候，他拟了相关某个课题的声明后会问：我这么说好吗？

我于是拟了一小串建议，通过电邮传达给李先生。心想这些跟着感觉走的意见，多半帮不到忙。不料，不消一小时，李先生就答复了，道谢之后说，一些建议可取，已经收录下来；没被采纳的建议，他一一解释原因。

总统府高墙深院，这项工作我到底有几分把握，还来不及自我评估，便匆匆向报馆请辞，战战兢兢地到总理公署报到。

李先生也有赢得选举的压力，但是从他出任总理开始，便向身边助理明确示意，他要以真面目真性情面对公众；虽然公关技巧不得不有，但绝不能塑造虚假形象，更不能开展个人崇拜，因为任何假象迟早会被识穿。

作者现任职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2004年至2013年担任李显龙总理新闻秘书

李先生鼓励下属直抒己见，愿听我们报喜和报忧，尊重各方诚恳的反馈，也让我们从意见的交流中获益，让我们想得更深、看得更远。曾经担任他的首席私人秘书的黄循财先生和王乙康先生，现在已是第四代政治领导人。王先生最近形容他当年如何向李先生“偷师”；黄先生到总理公署任职不久，还是30开外的时候，所草拟的演讲稿已接近掌舵领导应有的广度和高度。他显然也是偷师偷得很快。

上班第一天，早上忙着装置电脑设好电邮。午餐时间一过，便接到李先生的电邮，精简几行文字，客套话不多，而是直说眼前工作，说电邮附带草拟中的演讲稿，欢迎我提意见，希望我协助完善文稿。

李先生主政的20年，世界经历各种巨变。社交媒体的降临，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发布信息。各地政府都面对巨大压力。有利民众长远福祉的善政良策，往往不利政党赢得大选，因为善政良策是苦口良药，总让人民有得有失。因为如此，政客投机取巧蔚为风气。李先生主政初年，正值spin doctors（编者按：舆论导向专家）在欧美政坛大行其道。这些政治化妆师贩卖公关魔法，操弄舆论和媒体，为政治人物造势、塑造形象，赢得选举的动机凌驾一切。

这一二十年来，除了弄虚造假的政治公关，民粹主义也成了掌握政权的捷径，哗众取宠的口号取代了求真务实的政策。李先生也是逆着这个潮流前进，不抄捷径，不避重就轻，不用假大空的口号，而是把政策的利弊得失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协助他起草对外讲话时，知道有些核心价值不可违逆。譬如，任何不利族群团结的话语，任何向外强压力屈服的言论，都过不了他这关。

我也很快地意识到，摆在眼前的演讲稿，谈的是施政大计、治国心志，有我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我不由自问：李先生要我提意见，但我真有话可说吗？

我们根据他要“平起平坐”的意愿，拟出一个“该做”和“不该做”的清单，作为安排公开活动的指导原则。譬如，要求任何活动的主办方：不得要求来宾起立鼓掌欢迎总理的莅临，不得在演讲时和文字宣传中对他歌功颂德，不要赠送贵重纪念品或为他定制个人肖像。我曾就此与一些业界朋友交流，发现类似清单颇为普遍；只不过，他们面对不同的要求，他们的上司纡尊降贵者少，显山露水者多；许多大主管大老板担心自己的形象不够高大上。较之这些朋友，我的工作显然轻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