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黄磊可能觉得，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不断提升，那与西方的关系不好也不要紧。但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指出的，“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与美国搞好关系并非只是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在政治、外交、科学技术、教育培训等诸多领域，美国都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大领先优势与影响力。即使在东西方关系如此恶化的情况下，西方依然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所生产产品的主要销售地，也是外资与科技的主要来源地。这至少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搞好关系，中国是“有赚头的”。
郭良平《改变形象是打开中西外交局面的关键》一文（《联合早报》5月3日言论版），不少地方我持保留意见，但对黄磊的商榷文（《联合早报》5月31日言论版），还是觉得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之上。很多年前我就告诫自己：成年人之间，没必要心存任何想要说服对方的幻想。三观完全不同者之间，互相保持礼貌的沉默最为明智。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然而，一个社会乃至国家，要有一点自我反省的能力，也要有认错的勇气。前阵子翻到一篇文章，是计划生育执行最严厉的时期，当时中国计生委主任彭佩云的专访。其中彭提到：“计划生育的国策要一百年不动摇。”这在当时是众口一词的主流论调，并且也是不容质疑的国策。但在10年之后，这个“百年不动摇的国策”就完全反转了。很多人当然都是事后诸葛亮，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这个社会中少量正确的逆耳忠言，正由于对于异见的窒息，也都一同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
与此相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提到：“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是对此前中国穷困潦倒，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用大量外援来维系外交关系的批评。邓小平如果活到现在，肯定不同意黄磊的看法。各国无论大小、穷富，当然都关系平等；但在外交权重上，国力差别与贫富差距却会造就天壤之别。
像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就扣留了世界各国的飞机，它并没有因为中俄为友好邻邦而稍假颜色。据中国媒体报道，有数十架中国飞机也一度“被滞留”在俄罗斯境内。当然，这是一个数百年来领土“不断自然生长”的国家（也曾生长到了中国境内），几十架飞机“自愿留在俄国领土”也根本不算稀奇。
记得前阵子有位外贸从业人员，提到世界上外贸国家其实都有一份信誉清单，其中信誉最好，保险费也因此最低的，主要是北欧四国、美、加、日本与欧盟等。与这些国家做生意，风险较小。但与其他近些年来同中国外交关系日益巩固的一些国家（知名不具）做生意，却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
我知道有不少人会把郭良平当成是污名化的“公知”典型，因为看起来他经常在批评中国的时政。所谓“圣之时者”，治则进，乱则退，其实就是要识明大势。在祸从口出、亡不旋踵的情况下，作为一位行将退休之人，郭良平如果闭门墐户、颐养天年，或者干脆说些“中国民工比美国中产吃得好”“清场式遥遥领先”的话，则不但能够博得上下一众的欢心，还能赚个盆满钵满。至于东西方关系这种“大如天”之事，则本非郭良平这样的海外升斗小民所可置喙。相信领导智慧无穷，恭恭敬敬地执行，再以毕生所学的理论加以颂扬，才更为得体，说不定还可成就一个光宗耀祖的国师梦。
在黄磊看来，郭文出发点就完全错误。因为在黄眼中，从全世界80多亿人来看，中国外交十多年来取得了重大进步。西方发达国家的认同，则完全不能代表“国际认同”。这话确实非常有道理，其实黄还可以更进一步说，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以偏概全，毕竟这10年肯定还有些发达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再加上“取得世人瞩目成就”的“一带一路”等，那么看来，外交形势确实是越来越好了。郭文所提的各项建议，当然也就是无的放矢，甚至是无中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