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场演讲的人，也许会想，我是父母的孩子，但当我是一个姐姐的时候，我还是我自己吗？当我们好好照顾自己，将可能更加独立和健康，但是当这么做的时候，就要承担失去的恐惧，失去“好姐姐”的称赞，失去周围人的认可，我能承受这种失去吗？换句话说，你接受“成为自己”的伟大冒险吗？

50年前的绘本，让我们看见传统社会文化中一些女性的处境。现在，我们还在受这种文化的束缚吗？

（作者是前媒体人、童书创作者）

其实，米雅不是要批评这些绘本，而是把这些优秀绘本的细节剖开给人看。这些绘本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它们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人。她要表达的是，这些绘本的作者都意识到，打开一个新世界，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必要且重要的；但与此同时，这些作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社会文化是如何默默地影响我们的自我认同。

东方文化中的长女是怎样的？

这些绘本中的母亲，也常常下意识地忽视长女作为一个孩子本身的需要，而常常把长女当成自己的育儿助手。当长女受到称赞的时候，她们就越发会思考母亲的立场，按照父母期望的方向去生活。绘本中的佳佳，把最心爱的玩具送给妹妹的时候，感受到自己的效用性。当长女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塑造中，逐渐成为受称赞的模范姐姐时，也会承担过度的压力。她们的个人价值仿佛越来越不重要，反而会追求在效用性上得到认可。一定要成为更加有用的人，长时间无法休息和不会拒绝，常常成为这些过度付出的长女的普遍特征。韩国精神科医生梁在镇和梁在雄所著的《连我都不了解自己内心的时候》一书中就曾指出，来精神健康医学科就诊的女性中，长女的比率相对较高。

今年7月底，台湾的几位著名绘本作家应邀来新加坡参加行知文教中心主办的“2014儿童阅读节”和演讲，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原来听一个关于儿童绘本的讲座，也能治愈内在的自己。也许所有带有童年创伤的“长女们”，都应该来听一听台湾的米雅的演讲。

“长女综合征”是近年来流行的一个社会文化名词，泛指在家中过度承担责任的长女所经受的压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前不久，《海峡时报》一则以“Firstborn females speaking up on invisible ‘ailment’”（《长女谈看不见的隐痛》）为题的报道，揭示新加坡社会中也有“长女综合征”的创伤存在。

《佳佳的妹妹生病了》一书中，妈妈必须去医院陪伴妹妹，姐姐最后还把自己最心爱的玩具送给病床上的妹妹。米雅说，自己是家中的老幺，在自己也成为母亲之后，才对姐姐曾经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懂得感恩和心疼。后来，她再读这个绘本时，甚至有点不敢看下去，因为她想到姐姐也曾把最重要的东西拿给了她。

米雅说，我们曾经以为，为妹妹而作出牺牲，就是成长，然而从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这不是成长，反而是一种倒退。儿童精神分析大师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曾经指出“过渡客体”的重要性。《佳佳的妹妹生病了》一书中，姐姐心爱的玩具本质上就是一种“过渡客体”，是孩子面对分离焦虑（妈妈离开去医院陪妹妹）时，用来安抚自己的移情对象。当姐姐把这个重要的“过渡客体”也给出去的时候，非常令人心疼，但却符合我们东方文化中所认同的好姐姐的模样。一个“好姐姐”在自己也有需要时，也会优先满足别人的需要。尽管佳佳的行为受到认可，这个行为依然是人格独立之路上的倒退，退回到了“母子一体”的状态——一个主动站在母亲立场，分担父母责任的体贴的姐姐。

米雅是绘本作家，也是绘本翻译家，她翻译的日本绘本已经超过200本。她从50年前日本作家筒井赖子和插画师林明子的作品讲起，把我们东方文化圈中女性要面对的典型社会问题缓缓揭开。筒井赖子和林明子合作的《第一次买东西》《佳佳的妹妹不见了》《佳佳的妹妹生病了》等，这些50年前面世，至今仍畅销的绘本中的长女是怎样的呢？她们是在妈妈忙碌的时候，要出门帮妈妈买东西的人；她们是只要专心做自己，就会失去“照顾弟妹的好姐姐”荣誉感的人；她们是在妹妹生病时，要牺牲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实现“母子一体化”的人；她们是替父母分担家务和照顾责任，并以此为荣的人；她们是一旦想要做自己，就面临失去的恐惧而永远活在某种关系里的人。

看见，便是疗愈的开始。米雅说，家中最体贴、最能扛责任的那个人，也曾是一个孩子，而且是没能好好地当个孩子，就被种种因素逼着长大的人。我们要看见，要疼回那个人，就像米雅自己现在会特意疼回自己的长姐一样。我在我的《妹妹不是美人鱼》一书中，也特意疼回那个在妹妹诞生时，经历着情绪起伏的姐姐。但愿现在所有的父母，都能看见每个孩子的需要。但愿每个成人，也都能看见身边那个付出最多的人的需要。

母亲下意识忽视长女的需要

记者采访许多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长女，有的说因为长女的身份，会不自觉地变得有责任感；有的说，因为长女身份，自己常常受到父母的指责，而很少受到照顾；有的说，长女身份让自设标准变得很高，总是追求完美，总是要给弟妹做榜样……但是在受儒家文化较深影响的华人群体中，长女感受到童年创伤的同时，也因为对孝道的理解而压抑着自我的感受。当她们想要为自己发声的时候，却因着文化的重担，而常常感到内心的撕裂和挣扎。她们有治愈之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