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企业违规经营行为，人们本能地指责企业缺乏良心，并要求其强化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谴责与呼吁，无疑是合理的，但却又不得要领。因为发生大面积失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企业家个人道德倾向，而在于所处的产业环境。
市场失序与政府职能错位相关
遗憾的是，中国当前的产业竞争环境，恰好处于这样一种奖劣汰优的逆向筛选的体制结构之中。对于这种失序，仅对企业家的道德予以谴责和呼吁，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失范的状况。
但是，由于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竞争，在采取积极策略与行为的同时，也会自觉地进行着消极策略与行为——各地政府为了保障经济的高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尽一切可能鼓励和支持地方工商业的发展，甚至不惜放纵或至少默许地方企业的诸如制假贩假、以次充好等行为。当下的“硫黄枸杞”，当年的三聚氰胺乱象，无疑就属于这一范畴。
青海格尔木市生长的枸杞因颗粒大且饱满、色泽鲜红、果肉厚实、含糖量高等优势，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据中国央视财经报道，有知情人表示，这里有些厂家、商户在生产枸杞的过程中，存在使用焦亚硫酸钠进行“提色增艳”的情况。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只要像造假、行贿等在内的行为不受约束和惩罚，诸如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等在内的经营行为，就得不到推广和鼓励。任何置身其中的企业基于生存的本能，自然会加入到制假贩假、污染环境、坑蒙拐骗这样的经营活动中，否则不对等的竞争条件只有死路一条。
各地政府为了保障经济的高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尽一切可能鼓励和支持地方工商业的发展，甚至不惜放纵或至少默许地方企业的诸如制假贩假、以次充好等行为。
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各级政府成为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主体。这导致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个竞争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竞争内容——如政治市场、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地方政府会采取不同的竞争手段，如税收和补贴竞争、规制竞争与公共服务和物品竞争等。
就外在环境而言，竞争对象即稀缺资源（人、物、财、技术）的流动性大大加强，各地区之间的横向交流得到鼓励，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绩考核制度亦随之建立起来。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这个大目标，配合着社会治理等小目标，根据整体制度环境给予它的行为空间以及制度激励或约束，来选择适合本地发展的竞争手段。
本该是营养品的枸杞，却在加工过程中使用硫黄等有毒物质。这显然与枸杞生产、销售的初衷不符。
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还有7月的煤油罐车装食用油事件。7月2日，中国知名媒体《新京报》刊发一则长篇调查报道。报道揭露一些装液体的罐车，为节省成本，连罐体都不曾清洗，在刚卸下煤制油等化工产品后，就装上大豆油等食用液体的乱象。这些残留的煤制油与食用油相混，很可能悄悄来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一时间，人们对“毒奶粉”“地沟油”“苏丹红”等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惧记忆，被再次唤醒。很多网民直呼震惊，他们的矛头直指那些涉事企业，指责这些企业缺乏良心。这些网民还呼吁，企业应该强化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
无独有偶，在甘肃省靖远县的村庄里，商户表示，新鲜的枸杞摘下来后，也要先用“亚钠碱水”洗一遍。但要是下雨，即使是焦亚硫酸钠洗过的枸杞，品质也很难保证。这时，就只能用杀手锏了——熏硫黄，有些商户为了节省成本，会选用工业硫黄；这样的操作引发广泛关注。
究其原因，市场的这种大范围失序，与中国政府职能的错位相关。作为新兴发展型国家，中国在上世纪末的分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进程中，就内在逻辑而言，中央政府在纵向（行政分权）与横向（经济分权）双重维度上，建构起地方政府进行竞争的内在动力机制。这一机制赋予地方政府作为理性行为主体，与具有独立利益的主体者的双重身份，使地方政府产生在经济领域跟同级政府（有时候也会有上级政府的参与）竞争的意识，并在制度安排上使之合法化。
除了这种恶性竞争外，消极策略与行为还包括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在内的过度竞争行为。中国在政治上虽然是一个大一统国家，但国内却缺乏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将中国这个本可统一的市场，人为地分割成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无数碎片化的小市场。在网购兴起前，市场A的商品很难在市场B流通。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
地方政府的这种竞争，从积极行为到消极的，不仅是量的过度，更多是质的偏离，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德国经济思想学派弗莱堡学派学者伯姆（Franz Boehm）曾形象地比喻：市场就是一个花园，政府就是园丁，他需要做的就是确保百花齐放。弗派的另一位学者、政治家艾哈德（Ludwig Erhard）则比喻道：政府是裁判，企业是球员，裁判需做的就是维护规则，保证球踢得精彩。遗憾的是，本该积极履行规则制定者和维护者角色的政府，却老是角色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