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苏联主办奥运会。当被问及会否参加第一届残奥会时，苏联代表坚定地回答：“苏联没有残疾人！”的确，苏联时代，身心不健全的人会被隔离开来，不在公众视线范围内。
无论在自然景区或东京街头，对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和身为照护者的我们而言，“人权”有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公交里没有停放轮椅的空间；地铁站如果有升降机，必定是经过一番寻寻觅觅，结果往往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母亲时常得拄着拐杖举步维艰，而我则得抬起轮椅上下楼梯。这次第，怎一个累字了得？我总算有点明白，为什么所到之处的公共空间，不太看见老弱残疾人士的踪影。
另一个不被西方普遍认为享有人权的国家——中国——也提倡通过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来保障人权。这些理论可以从“中国人权研究会”的网站上读到。文中提到中国如何在立法和基础建设方面，迈向保障弱势者权益的目标。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倡议，是如何从一个全新思路来看待无障碍环境。
新加坡政府和民间团体在推动共享公共空间方面的努力，仍有可加强之处。无障碍环境的建设，绝不只是建筑师的责任，而是全社会思想观念的更新。这还包括语言文字的使用。一个无障碍的公共空间，肯定容纳得下四种语文的指示牌。如果连日本那么单一语言文化的社会，在某些场所和公交路线都能使用中、日、韩、英四种语文，而不觉得突兀或麻烦，新加坡这个原本就以多元文化闻名于世的国家，实在没有理由在公共空间里，不展示那么一点点包容性。至少，我的母亲出门在外时，能自己看中文指示牌，知道身在何处，须要留意什么，心里会踏实一些。
但是，如果办公室门口的设计，打从一开始就本着通用设计的理念，不考虑装置楼梯，而是设计成宽度斜度合适的斜坡，则所有人都能通用，无论是疾步健行的、使用轮椅的、拖着行李的、推着婴儿推车的、送货的，等等。通用的环境设计，能减少人的心理产生不公平、累赘、特权之类的想法。
出发去日本时，正值新加坡地铁东西线部分路段服务中断，SMRT和交通部长承受不小的压力。须要维修和处理的部分，专家和交通部都在检讨和回应。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我对新加坡公共交通服务的评价是很高的。无论是步道、车厢、车站的设计，或是公共巴士司机的标准作业程序，都确保视障人士和轮椅使用者，能和普通人一样，花费少少（甚至免费）就享有出行权益，不必依赖昂贵的私召车服务。
最近去了一趟日本。由于不会驾车，包车又太贵，妹妹和我明知不可而为之，推轮椅带母亲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去东京及周边景区游玩。一周多的旅途中，除了母亲，我们眼目所及的轮椅使用者，屈指可数。日本老人身体硬朗，徒步登山时，很多银发族走得比我稳健，令我无地自容。不过，日本总还是会有不少健康欠佳的老人，或有特殊需要的残障人士吧？怎么在街头、商店和公交等公共空间里，都不太见到他们？
比方说，办公室门口的楼梯设计，只方便行动自如，又不携带重物的员工使用。后来发现越来越多员工使用轮椅，才想办法在办公室某个角落，找到可以附加斜坡或升降机的空间，进行增建。这是目前一般的做法。
作者是本地教育工作者
无障碍环境其实不应该只是特需人士的“特权”，而是所有人共享的“平权”。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是基于无障碍的设计理念。通用设计理念（Universal Design）源于美国建筑学领域，主要原则是“公平使用”，因此所设计出来的设施或产品，必须具包容性，所有人都能使用。
要判断一个社会是否享有名实相符的基本人权，仔细观察它的公共空间里都有哪些人，就能略知一二。如果只有特定群体在公共空间享受太平，弱势群体却不见踪影，难免令人生疑。当然，我这里说的不包括因为国家体制的缺陷，而导致大量居民无家可归，被迫露宿街头、公园或快餐店等公共空间。这不算共享公共空间，而是无奈没有私人空间。
在新加坡，无论身心健壮或残疾，一般都能自由进出民众俱乐部、公园、商场、食阁等。如何促进居民共享公共空间？出行是否无障碍，成了关键指标。千万别小看走道上是否坑坑洞洞，建筑物是否有升降机或斜坡，指示牌是否有盲文。居民能踏出家门透透气，自由活动，接触人群，参与社区和宗教活动，不因出行不便被逼窝在屋里，可减少心理疾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