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社会方面有包括工作、教育、交通、住房、医药、公积金、生活费、技能创前程、退休年龄等诸多民生问题，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沟通渠道，譬如现场对话、电邮、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互动交流，更要考虑让反馈者使用最善表达的语言，甚至方言，找出国民深层的问题或忧虑。

这一次新的全国对话会应该是全国性的，让有意愿要参与的人民都不会错过。对话之后可以规划一个永久反馈的办法，让人民随时都能直接反馈，而政府也能定期邀请参与对话会的发言者互动交流，并公告所采取的改善或调整措施。

其次，在经济方面，召开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切入实体经济、金融经济、网络经济的对话会，例如电子商务演化到线上线下互补的“新零售”、区块链科技、共享概念生意模式等问题。

财政部长王瑞杰在国会辩论政府施政方针时透露，第四代领导团队和其他国会议员将推出新系列的对话会。这一次的对话会和2012年推出的“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有什么不同，会采用什么方式，这是大家所期待。笔者想要提出一些个人想法。

首先，在行业方面，政府可以先鼓励各大行业的商会或商团，根据全国行业发展蓝图，先主办各自的内部对话会，总结出行业所面对的问题与困境，再与有关的部长提出更具针对性、需要资源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