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感到很失望，好像一盆冷水浇在头上。
等呀等，距离12月的学校长假还剩几天，同学们见面总会彼此探问：“三姐来不来？”
这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有时很难跟人说，别人不会理解，甚至说你神经出了问题。
1963年，我读小五，在学校里听到同学说：“知不知道，刘三姐要来了？”
1960年代的乡村，基本上处于半封建状态，除了每年的中元酬神戏，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虽然大世界游艺场就在附近，有四家戏院，但不管放映什么影片，都不会造成轰动。村人可不会扶老携幼，甚至全家出动去捧场。
时间一晃，1973年，我在裕廊一家纺织厂工作，两班制，早班到下午三点，我坐厂车到大巴窑光前戏院，正在放映《刘三姐》，我一连看了十几场。每次买票，售票员总会说：“怎么又是你？看了这么多场，不厌倦吗？”
戏院地上坐满小孩
《刘三姐》果然不同凡响，她一出场，全场观众热烈地鼓起掌，有的站起来；戏院很小，几百个座位，前排地上坐满了无票进场的小孩。我们不太能听懂歌词，但优美的旋律攫住我们的心。看到大财主莫怀仁欺负三姐，我们都恨得牙痒痒，举起拳头喊：“打他！打他！打这个大坏蛋！”当那班酸秀才被三姐戏弄，我们都拍手叫好。
“爸爸说，她还在桂林和人家对歌，恐怕来不了。”
如同炸了锅一样，大家都很激动雀跃，恨不得腋下马上长出翅膀，飞到戏院门口抢票。放学的钟声一响起，我和几个同学以百米冲锋的速度跑到大世界游艺场，两地隔不远。在大西洋戏院的布告栏上，果然看到《刘三姐》的海报。
妈妈没什么反应。阿公说：“去！去！去排队！”
阿公说：“去！去！买10张，阿公出钱。”
一大早，我们几个小瓜浩浩荡荡“杀”向游艺场，乖乖，还没踏入大门口，就见一条歪歪扭扭的人龙从游艺场里面排出来，一直排到横跨金升河的铁桥上，这里看不到龙头。我也看见了很多村民和同学，大家都很兴奋，互相打招呼说笑，这样的日子不常见。
“喂，听到了吗？刘三姐来了，真的要来了！”同学在课室里大声地嚷嚷。
一大早，我们几个小瓜浩浩荡荡，“杀”向游艺场的大西洋戏院，要买《刘三姐》的戏票。乖乖，还没踏入游艺场大门口，就见一条歪歪扭扭的人龙从游艺场排出来，一直排到横跨金升河的铁桥上，看不到龙头。
带位员也很惊讶：“你又来了！兄弟，我能不能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刘三姐》？是不是被她那张漂亮的脸孔迷住了？”
每个眼神都记在心里
虽然有10张票，阿公却带领15个人进场。他跟戏院的带位员很熟，小孩子坐地上，大人坐在座位上。
我懒得回答，反正我花钱买票，谁管得着。
可是，戏院只限一人买4张，当下分配，我和表弟妹担任“排长”的角色。
那时，“丽的呼声”开始播放山歌片段，很多村姑学上手，走路哼几句，冲凉时放声唱，一时间，整个村子飘溢着山歌的调调。
我很想再看一次，裤袋里没钱，天天到戏院门口，看看有没有机会溜进去，或有人不小心掉了戏票，但只是白等。《刘三姐》放映了多少天，没有人计算，但印象是很久，整个学校假期都在上演，几乎场场满座。有些村民一看再看，欲罢不能。
我笑笑。
“来了！来了！《刘三姐》真的来了！”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妈妈报告。
回家后向妈妈提出，她说：“一张戏票五毛钱，四个人两块钱，你以为妈妈是开银行的？”
唯一例外的是《刘三姐》。
就在大家又失落又期盼下，《刘三姐》夹着雷霆万钧之势来了。
之后，每逢重映，我都会抽空去看，甚至跑去新山看。《刘三姐》的热潮慢慢消退，现在的年轻人没兴趣看这种影片，这是可以理解的。网络时代，随时可以看到《刘三姐》，反而没有当年那种狂热的宗教般的情怀，但还是很怀念排队买票，坐在地上看戏；三姐在银幕上，我们在银幕下，无声的“交流”。
“刘三姐”黄婉秋逝世，不禁回想起电影《刘三姐》。这一生不知看了多少次《刘三姐》，几乎每次重映都会去看。说不上什么缘由，那么痴迷“刘三姐”。人美歌甜，风景和配乐绝佳，这些都可以说是诱因，只要音乐一响起，浑身血液加速流动。也许我的细胞基因里有三姐的俏丽的笑容。
我闭着眼睛倾听，每一段歌词都记得住，什么时候蹦出哪一句，她的每一个眼神，甚至嘴角微翘……我都记在心里。
学校在乡村附近，学生大多是邻近几个村子的孩童，他们的“讯息”大半从大人口中得来，又经过小嘴巴的渲染广播，很快就传遍整座校舍。老师带着揶揄的语气说：“刘三姐还在桂林唱山歌，你们这么猴急干什么？把脑袋放在课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