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商邱正忠（1820-1896）的遗体是由儿子“南侨诗宗”邱菽园运回漳州故乡下葬。林和坂（字采蘩，Lim Ho Pah, 1841-1914）的遗体是由儿子银行家林秉祥运返原籍福建龙溪下葬浒茂公园墓园，而林秉祥在日本沦陷期逝世无法归葬，惟有寄棺咖啡山。4年后才运回龙溪下葬。
1919年创办的华侨银行主席福建同安人陈延谦 (1881-1943)。他的墓碑有他亲笔题字的碑联：埋骨何须故乡，盖棺便是吾庐。相信这位博学诗人, 《止园集》作者，亦看破埋骨故乡的传统观念，领悟到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吾庐”也道出把葬身之地认作永久的屋宇，亦寓意他永远不忘、曾作出巨大贡献，至爱的吾庐俱乐部！
俗语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古代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事物最终须返回本源，有一定的归宿。久居异地的人，终要回到故乡。
出生于马六甲的陈金声（1806-1864）是19世纪新加坡的富商，为新加坡做出不少贡献，他去世后选择离新加坡不远的诞生地马六甲作为长眠之地，他的儿子明水也归葬在那里。
后来，很多在新加坡生活的移民，在此建立家庭，落地生根，爱上这片土地，不坚持埋骨桑梓地。本地宗乡团体也为乡人永久安息地，在本地购置坟地。
这些史料反映出19世纪的人物有死后选择安葬在自己熟悉的故乡土地的传统观念。但也有人没有选择归葬故里，如新加坡第一代移民佘有进（1805-1883）从广东澄海移民到新加坡，退休后没有回返出生地，而是在新加坡终老于斯，葬在大巴窑。马六甲出生的企业家及慈善家陈笃生（1798-1850）身后葬在欧南山。
因此，早年许多华人离开纷乱贫瘠的中国，到南洋各地谋生，他们多有落叶归根，归葬乡土的传统观念。例如，德高望重的新加坡富豪、清朝政府封赐“太仆寺卿”官衔的黄埔先生胡亚基（1816-1880），留下遗言，要“死后归葬故乡”，获清政府批准，让他埋骨广州。
毛泽东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道出男儿志在四方，四海为家，死后并不一定需要将自己安葬在故乡的土地上，因为人生中到处都有可以安息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