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这些年来陆续有一些路名因为各种原因而改名，黄友平举例说，在过去，以葡萄牙医生“D'almeida”命名的街道有三条，除了达美打街（D'almeida Street），还有牛车水的爱美打街（Almeida Street），于1908年改称邓波街（Temple Street），另外，爱美打路（Almeida Road）也于1908年改称巴慕乐路（Balmoral Road）。这两条路之所以改名，是因为路名相似而导致曾有消防车去错地点。另外，从前也有两条“Church Street”，一条是依旧在市中心的漆街（Church Street），另一条是于1858年已改称为滑铁卢街（Waterloo Street）。
另外如珠烈街（Chulia Street），Chulia取自古印度朝代之名，少人知道的是，此路过去称为吉宁街（Kling Street），改名则因为“Kling”之名不雅。那是因为19世纪时，英国人把印度囚犯流放到新加坡，那些囚犯经常带着脚链修建道路与房屋，还发出“Kling”响声，因而有“吉宁人”之称。后来由于印度人抗议，Kling Street遂改为Chulia Street。
市区规划下大坡地名与命名
黄友平指出，根据Jackson中尉所绘地图的1828年版，新加坡河南岸出现的街道是：商业广场（Commercial Square）、马吉街（Market Street）、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漆街（Church Street）、沙球劳路（Circular Road）、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克罗士街（Cross Street）、实叻络（Salat Road）、珠烈街（Chulia Street）、中国街、福建街、南京街、广东街、澳门街（Macao Street）、漳州街（Chin Chew Street）。
黄友平也提到了不少过去以殖民地高官命名的街道，例如丝丝街（Cecil Street），此路于1881年以当时殖民地政府的辅政司Cecil Clementi Smith命名。他在1887至1893年间任总督。有趣的是牛车水有条史密斯街（Smith Street），有人说也是以Cecil Clementi Smith命名，但1853年9月有报章刊载史密斯（John Colson Smith）写给市政委员的一封信，表达乐意捐款200元，修补史密斯街，由此可以推论此街是以他命名的。Cecil Clementi Smith于1878年才到新加坡任秘书长，因此不可能以他命名。至于John Colson Smith并非无名小卒，他原在槟城当校长。1844年来到新加坡接任新加坡书院（后改称莱佛士书院）的校长职位。
黄友平认为，漆街并非过去所说的，以“Thomas Church”命名，因为他1837年才开始任新加坡的驻扎官。此街也见于1829年的Coleman地图，因此不是写错，也未详从前此街有否教堂。“Circular”虽为圆形之意，但沙球劳路沿河弯曲，並非圆形路。桥南路是指1822年横跨新加坡河的木桥，在桥的南端叫桥南路。克罗士街与桥南路和直落亚逸街相交叉，因此定名“Cross Street”。澳门街目前已不存在，1925年澳门街改名为必麒麟街。
多条地名以殖民地高官命名
黄友平也提出，Chin Chew Street译为“珍珠街”并不妥当，根据1745至1747年间葡萄牙人勘测的厦门岛与金门岛地图，Chin Chew应是指福建漳州。
另外，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及罗敏申码头（Robinson Quay）则以William Cleaver Francis Robinson命名，他是在1877至1879年担任新加坡总督，之后调去澳大利亚任西澳洲总督。他在任期间，殖民地政府批准直落亚逸湾（Telok Ayer Bay）的填海工程，以他命名也因而名正言顺。
三条路名相似导致消防车去错地方
其中马吉街之所以以“Market”命名，因为此地有两个巴刹，一个是卖菜与肉，另一个专卖鲜鱼的。马吉街的一端伸入大海，还建了个小码头。至于马六甲街则因为早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时，对进出口货物抽税，而马六甲商人知道新加坡是免税贸易站，都闻风而来，因此称为马六甲街。直落亚逸街是闽南话音译，“Ayer”马来文是“水”的意思，但自1879年填海之后，已经与水无缘。
刚于上周五（9月10日）举行的早报悦读@NLB讲座《漫谈大坡路名》，由民间文史研究者，也即《新加坡地名探索》作者黄友平与大家分享大坡路名及其背后的故事。
黄友平首先为大坡定下范围，也就是围绕着新加坡河南岸的六个小区，包括莱佛士坊、安祥山一带、芳林公园、牛车水、甘榜马六甲与珍珠坊。黄友平首也对新加坡地名做了简单介绍。他说，从1819年到现在，新加坡共出现6600条地名，这些地名包括200多个乡村名字。现存的地名共4500多条，所以共有2000多条的地名随着时间而湮没或改名。城市重建计划下，大量的地名消失于1970年之后，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地名。
黄友平说，4000多个独立的多种语言专名与不到100个的通名组成6600条路名。另外还有英语单词路名例如Bishopsgate、Bishopswalk、Causeway、Piccadilly、Queensway等，两种或多种语文例如Bedok Road（巫英）、Bukit Ho Swee（巫华）、Jalan Wat Siam（巫泰英）、Tiong Bahru Road（华巫英）。
黄友平也说，路名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例如中国街是由中国与街组成的，中国是专名，街是通名。马来文路名则是颠倒的，例如Jalan Besar，Jalan为通名，Besar是专名。Jalan是路，Besar是大，所以马来语是大路的意思。专名可以是任何语言，主要是名词，但也可以是形容词、动词与感叹词等等。通名例如街、路、大道、Lorong与Jalan等等，不到100个，只限于英文与马来文，但可重复使用。
本地共出现6600条地名
延伸阅读：可到国家图书馆或登录其电子资源网站借阅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 》。
又如文达连路（Boon Tat Link），路名源自新世界游艺场创办人王文达。但此路旧称日本街（Japan Street），二战结束后，受尽日本蹂躏的新加坡人已无法容忍街道以“日本”为名，于是在1946年改为文达连路。
黄友平说，分析专名的历年演变，就会发现英文专名本来占大多数，但到了1970年，马来源流的专名竟然多过英文，这是因为二战之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与马来亚关系密切，连地名也马来化起来。虽然新马在1965年分家，但那些马来化的地名早已固定下来，所以高于英文源流的专名。
莱佛士于1819年1月29日登陆新加坡，2月5日与柔佛苏丹、天猛公订立建贸易站的协议，次日就离开新加坡，留下法夸尔为首任驻扎官。他第二次到新加坡是1819年5月，逗留约一个月。1822年10月再到新加坡，对新加坡市区进行规化，规定新加坡河北岸由欧洲人与马来人居住，华人和印度人则住在南岸，也就是现在的大坡，并由Jackson中尉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