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适吉说：“的确，艺理会疫情中拟定的政策减轻了很多艺术团体的负担。每次收紧防疫措施时，艺理会人员会详细跟我们解释如何在安全环境中继续排练、演出、教课。艺理会也鼓励我们艺术科技化，辅助我们拍摄演出并后期制作。演出场地租金也有补助，尽管观众人数减少，我们勇敢做了实体演出。可以说在艺理会保护下，我们虽忐忑却过得充实，对整个艺术生态并不消极。”
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华乐总会副会长何伟山说，回顾过去，艺理会做了很多事，它的成立不负众望，不负艺术家和团体的期望，以政策推动文化艺术。“接下来五到十年是一个转折点，文艺政策，要更贴近人心。”
文化政策方面，蔡适吉认为：“艺术和其他领域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有空间去实验，艺术才可多姿多彩。有时艺术工作者会因一些政策太刻板而觉得很难去做大胆创新的作品，因为要交代的数字很繁琐。”
何伟山着眼于大格局审视，他说：“艺理会要思考怎么把我们的文化艺术带到另一高峰。新加坡有很多优秀艺术家，可能在本地或海外，重要的是如何让有特色的艺术作品扬威海外，并将艺术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艺术高度，要有更多平台让人们看到艺术家的作品，要走得更远更深，这需要政府和艺理会及各方面的推动。”
她说：“艺理会与教育部合作设立艺术教育课程，让学生们有机会接触和学习传统戏曲，有效提升青少年儿童艺术水平。”
值国家艺术理事会迎来成立30周年之际，本地部分艺术团体及独立艺术工作者接受《联合早报》访问，肯定艺理会为本地艺术发展提供了一个规范的平台架构，但在政策制定、向外拓展及沟通等方面有改进空间。
展望未来，受访者也认为艺理会在某些方面可做得更好，或提出新思路供艺理会参考。
陈森财申请到艺术自由工作者津贴，疫情中得到创作机会。独立剧场人、十指帮核心成员张子健说，这两年看到艺理会注入资金和提供机会，帮艺术团体和艺术家渡难关，由此可见艺理会对本地艺术圈坚定不移的支持。
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创办人兼艺术总监蔡碧霞也指出，艺理会在推动本地戏曲发展起举足轻重作用，比如逐年增加对戏曲团体支持力度，拨专款帮戏曲演员深造，资助戏曲团体各项演出、剧目创作和理论研究，鼓励交流等。另外让她相当有感的一点是，艺理会帮戏曲团体送传统文化进校园。
吴文德也提及这点，他说：“数字经营和硬性文件不利高层次艺术发展，我们应寻求更有温度的沟通方法与辅助方式来滋养艺术灵魂。”他也认为接下来艺理会须扶持新团体成长和资深艺团的国际化计划。
本地艺术团体及独立艺术工作者肯定艺理会对本地艺术界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向艺理会提出良性意见。
针对沟通，张子健说：“通过近期电力站和42新剧中心事件，可见艺理会的长远计划与艺术家、艺团的思维和根本需求还是有分歧的。有时候艺理会做了决定才通知和公布，让艺术家和艺团有点措手不及，产生不必要的争论和误会，艺理会在沟通上是可以改善的。”
陈森财则希望艺理会能制定方案提升艺术从业人员薪资待遇。
沟通方式须更有温度
双语剧场Toy肥料厂首席艺术总监吴文德指出，目前生存的团体大多接受过艺理会的帮助和资助。“艺术界是个不停探寻的活体，栽培需费尽心思和细致努力，艺理会多年来和本地文化艺术团体共进退，从未放弃艺术推广。”
蔡碧霞希望艺理会加大对传统戏曲的扶持力度，培养更多年轻接班人，未来继续带领新加坡戏曲走出去，也把好戏曲演出请进国门，加强国际文化交流。
现代舞团化生艺术团艺术总监梁佩贤认为，艺理会提供了一个有规范的平台架构，让艺术工作者、艺术团体能持续从事专业创作。“随着艺理会的开拓与成长，大家也看到本土艺术领域逐渐茁长，本地艺术界在国际艺坛上渐露成熟创作的自信。”
陈森财说艺理会也定期安排奖学金获得者参加求学期间的交流活动，帮助尚未步入艺术界的学子拓展人际关系，融入社群。
细化到一些较独特的艺术领域，如华族舞蹈和传统戏曲，业内人士也感受到艺理会的重视和推助。
华族舞团聚舞坊当代艺团创意总监蔡适吉表示，艺理会关注传统艺术发展。她举例说：“最近的3D全息投影传统舞蹈展览《旅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让大家注意到本地传统艺术团体的发展，希望这种关注可以持续。”
眼下疫情阴影笼罩，文化艺术界也被裹挟，艺理会的纾困举措是及时雨。
所谓数字，代表对艺术的量化视角。
梁佩贤认为艺理会行政方面亦应改进，她说：“环顾欧美，艺术工作者与艺术机构拥有长期互动交流的密切关系。艺术行政管理人员可目睹甚至参与支持艺术家的成长历程。这方面我就觉得有点遗憾，因本地行政管理风格及工作人员调动频仍，无法让艺术工作者与行政管理人建立互敬互信的持续性工作关系——试问少了伯乐，哪来千里马？”
说到教育，独立舞者、编舞陈森财便曾获艺理会奖学金，赴台湾完成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学业。他说：“我并非出身富裕家庭，没有这笔奖学金，就没有今天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