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期《文风》中，杏影写了一篇题为《为了解释》的短文。一方面解释突然从姚紫转换到自己的编辑变化；另一方面也提到文艺副刊性质的转变：“我们在文学副刊方面做了一个小的改变，即把它从《世纪路》改名为《文风》。”此后，他又发表声明，表示有意“把这文学平台变成青少年自由写作的场所”，意味着《文风》与之前的《世纪路》的差别有本质上的转变。总的来说，从《世纪路》到《文风》是姚紫到杏影编辑地位的交接，但他们有着不同的编辑哲学，前者侧重于出版高度审美的文学作品，而后者则重视未来发展的作家，此举标志着副刊性质的转变，也奠定了杏影编辑的风格形成。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受到去殖民声浪的严重干扰，以往扮演人民与政府桥梁的报业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至战前繁荣的样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朝鲜半岛也爆发战争，导致多个媒体设备被毁，报业杂志等媒体随之噤声。日本虽于战后与多国签订和平条约提供自由的新诞生，然而日本记者却开始撰稿批判政府。影响至1960年代，当新日美条约引发街头示威活动爆发时，许多主流报纸严厉批评当时的首相，导致报纸与政府僵持不下。
1950年代新加坡整体社会的氛围发生转向。当时，日益增多的移民华人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在新加坡及其祖籍地中国之间选择认同。1955年，在万隆会议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终止华侨的双重国籍法，使本地化进程加快。
杏影凭借着参与文学生产和推广青年写作，以教育和培育为座右铭，为文学与报纸波动幅度极大的五六十年代奠定至关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在报章和文艺副刊编辑方面都发挥影响。
在本土化时期，新加坡的报纸副刊中，杏影的《文风》在编辑内容上有着些许的改变，从较多对中国事件的报道，发展成为展示地方性的讨论和文化交际的“新”副刊。然而，若对杏影的写作题材稍作探究，会发现其多具备华侨青年在地生活的主题。当然，副刊并不局限于过去的出生地或是脚下的土地。他学贯中西，对不同艺术都保持高度的兴趣，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常见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场景，这样的眼界也形塑出他具国际视野的编辑风格。例如在1950年代出版的《萧伯纳》。该书使用杏影的真名，以“杨守默等”出版。其原因是书是由四人合写，其中有连士升、曾铁忱、冯列山和杨守默。杏影负责的文章有《纪念萧伯纳先生》《一个伟大的诞生》和《萧伯纳的社会主义和宗教》，文中都能得知杏影对于西方哲学和经典的熟悉。这学贯中西的优势后来也在他所主编的文艺副刊中得以彰显。《文风》是杏影编辑的重要文艺副刊。在《文风》之前，是姚紫编辑的《世纪路》。姚紫在《世纪路》完全展露出个人编辑风格。同样地，《文风》也是确立杏影明确编辑风格的文艺副刊。1954年1月18日，杏影接任南洋商报《文风》的主编工作，至1958年8月15日离任。持续四年多的《文风》共出版828期，成绩斐然。
最初，庄玉珍的谋杀是一个社会问题，随着事件越演越烈，大批公众开始寻找改变猖獗情色文化环境的方法，让整起事件演变成一场对文化危机的抵抗。公众、文化机构、学校和学生组织揭起反黄旗帜，号召人们加入反黄运动。其中，中学生的反应最为激烈，如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的学生率先发起“抵制黄色文化”（简称“抗黄文化”）口号。
1. 1950年代的杏影和新加坡华文文学界
正是因为他对读者和作家的关心，后来发现自己收到的文章太多，无法一一阅读。“当手稿的复习负荷很重时，我一天就收到一百多份稿件。我会花一个多小时打开信，看看那封信。我白天读手稿，晚上写翻译稿。虽然我有点忙，但工作却令人耳目一新，精力充沛。”然而，纵使再用心，却仍有人对于刊登的文章有意见。作品引起另一读者的负面反应，其中一名叫马亚的作家批评一篇发表在《文风》的小说中，加入过多粤语单词，没考虑多数读者，行为轻率。作为回应，杏影利用“信箱”帮忙说明：“他（该作者）试图反映一个广东人的日常生活。”该作者后来也发文，承诺接下来的写作会更加留心（1954年7月7日《南洋商报·文风》）。虽然看似一般回应，但在文艺副刊中，由编辑主动在副刊中“出面”调解读者的不满与作者创作手法的动作却是少见，《文风信箱》（小专栏）成为了读者、作家和编辑的交流平台。
（上，待续）
文学推手⑩杏 影
《文艺城》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介绍这些幕后英雄。
此外，副刊有时也面对着直接对编辑的批判声音。例如，一名叫彭龙飞的读者批评杏影在《文风》中选择的诗歌不符合标准。杏影始终认定自己的编辑路线，他回答：“文风没有教授、著名作家或学者的文章，但我们的特点是贡献者是中、小学毕业生，以及未受过教育的工人或小贩，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会令人印象深刻。”并进一步支持解释：“我没有看到你在这里提到的两行（诗歌）的主要问题。”（1954年10月16日《南洋商报·文风》）由此可见，杏影不论听到任何批评，都不改他对创作保持极大的包容与宽广的视野的初衷，也因此保留了许多看似稚嫩，但却对于鼓励写作有相当大作用的作品。
这场反黄运动得到强烈的支持，见证歌曲、戏剧、小说和诗歌的创作，强调健康心灵的重要性。华文报纸也在这场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许多本地人提供丰富的知识来源。在这经历多次不确定的“高低起伏”之中，诞生一位文学文化的重要推手：杏影。他凭借着参与文学生产和推广青年写作，以教育和培育为座右铭，为文学与报纸波动幅度极大的五六十年代奠定至关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在报章和文艺副刊编辑方面都发挥影响。
在1950年代加入《南洋商报》之前，杏影几乎没有任何编辑经验，在翻译工作方面的实践也很缺乏。最初，《南方晚报》总编辑邀请他担任文艺副刊《绿洲》的编辑时，他拒绝这个提议，主要是因为他不熟悉报纸。他这样解释：“还有一件事，我不认为我擅长它，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找到一个好的（文章），我不认识任何本地作家，我将无法获得他们的作品。”能看出来，初当编辑的杏影缺乏信心，个性似乎是内向，也看似不是在文学圈内交游广阔的。然而，最后他却是在新华文坛编辑中留下最多好口碑的文艺副刊编辑。新华作家林臻在回忆杏影时说：“先生对每篇文章都是认真审视查阅的，不管是一般民众写作的文章，或是已经出名的作者，提交的手稿必然经过仔细审查。”另一位重要的编辑兼作家谢克也指出《文风》的编辑模式对于后来新华文坛发展的重要性。谢克提到，当时虽然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副刊很多，但适合文学青年的平台却十分有限。他指出：“《文风》的编辑杨先生（杏影）更看重年轻人的文学作品。”并阐述《文风》在新加坡文学史上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我们不那么有活力了。如果杏影不培养青年，50年代就不会有那么多文学青年。”
1953年10月12日，一名叫庄玉珍的16岁女孩在新加坡牛车水附近的珍珠山遭奸杀，激起公众的强烈愤怒，人们将其归因于随手可得的黄色文化，认定其为间接残害幼苗的罪魁祸首。
1950年代，世界正经历两种不同的氛围，一方面面临着种种不稳定，另一方面也在百废待兴中充满着许多机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虽然迎来短暂的世界经济复苏和物质条件的提升，但世界依然不如预期般的和平。
可惜，到了1956年，《文风》出版量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发表文章的主题有限。虽然它在读者和作家中很受欢迎，但与姚紫的《世纪路》相比，就算杏影逐一修改文章，作者水平相对低落，也是难以避免的事实。其次，主题发展到后来走向单薄，四五成的主题文章集中在橡胶厂工人的生活、雇主与员工的关系、找工作的困难等方面。尽管如此，杏影在1954年1月18日至1958年8月15日担任《文风》的编辑期间，仍然取得非凡的成就，历时四年八个月，成为当时的杰出文艺副刊品牌。杏影对于青年作者的鼓励和对写作的推动并没退却，反而在后来的《青年文艺》更加明确。
然而，杏影也并非每次袒护作者。当他发现副刊的其中一篇文章有剽窃嫌疑时，他大力谴责。该作者后来承认错误，来函道歉后，他又借用副刊平台，要求其他读者的理解，并原谅作者。杏影解释：“虽然在《文风》中发现了一个不幸的剽窃案例，但我相信它不会玷污文学副刊。它发生是因为文风的开放性。对于那些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在叶钟玲的文章《杏影与〈文风〉副刊》中也对于杏影的守护者姿态有所论述。这已然成为杏影作为编辑的性格，是一位为青年作家和下层阶级大声疾呼的作家，倾向于表现出同情心，并努力为公众提供一个开阔的写作平台。
在最初的前两年，《文风》受欢迎的程度可从其每天出版来见证，但是自1956年起，出版的进度就变得不规范了。虽然如此，其对文坛的影响力并不随之而减。作为编辑，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是“对所有人开放”“强调质量”和“没有人身攻击”。因此，他编辑的文艺副刊中，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作家，包括专业作家、教师、公务员、工厂工人、园丁、学生，甚至自称失业的作者。这些作者写出的内容和主题大相径庭，涵盖社会不同阶级，给《文风》带来了写作元素的多样性。
《补白杂记》给杏影在副刊中一个自由的写作空间。读者对《补白杂记》的反应热烈，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个亲切的、可沟通的编辑奠定了基础。《补白杂记》后来更名为《文风信箱》，为杏影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他开始鼓励年轻人多把作品发表，甚至开始对他们的作品提出指导。例如，他提到“你写得很好，请用你的笔写生活问题和脚踏实地的事情。自然，少夸张，包括你的个人意见”，“有了它，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未来的作家”等。（1954年5月31日，《南洋商报·文风》）
杏影本名杨守默，出生于1911年。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充满行旅的色彩。14岁时，他和书法家的父亲杨草仙一起前往日本接受中学教育，随后在早稻田大学读英国文学。学习上，杏影的学习视野广大，乃至后来他在评阅与翻译西方经典时都颇有成绩。30岁时，他前往印度，在联盟总部工作，并在《加尔各答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1980年代，另一位新加坡华文作家李汝琳提及，鉴于杏影在日本的才华与在当地待了多年的经历，而后被盟军雇用，甚至一直被误认为是“在日本生长的日本人”。
杏影对报业怀有一种理想。他曾提道：“新闻记者实在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职业。一个人想做一点能够影响社会的事业，很不容易。社会这东西，有时候，简直是一只感觉迟钝的巨大象，而我们自己则是蜻蜓或蚊虫之类，一点也奈何社会不得。但一个新闻记者往往却能凭一支笔撼动一个社会。”（《趁年轻的时候》）。对杏影来说，他将新闻事业看成是可以影响社会的职业；以此信念为根本，对于副刊编辑工作，杏影积极地利用文艺副刊的平台，培养出更多年轻的写作者，这在杏影编辑的《文风》，甚至是后来的《青年文艺》都非常明显，他可说是青年文艺的守护者，甚至是以一己之力打造了一座属于青年们的书写天堂。
华文报一直为文学主要的推手，新加坡的华文报文艺版主编亦扮演同样的角色。
1946年，杏影从印度移居新加坡，先在华侨中学任教，后于《南洋商报》担任翻译。他不仅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家，而且在1954年接任《南洋商报》主编时，在新闻事业上也非常成功，此后他编辑的副刊有《文风》《新苗》《南洋公园》《文化》《青年文艺》等。另外，他抵达新加坡后也写过多部著作，包括《趁年轻的时候》（1960）、《书与人》（1960）、《愚人的世纪》（1960）、《想想写写》（1961）等。直至1967年，杏影56岁去世之前，他依旧在编辑工作的岗位辛劳，且笔耕不辍。
在《文风》中，一篇名为《补白杂记》的小编辑栏位，在副刊出现过无数次。对于杏影来说，这个编辑栏位让他表达他对副刊中具体问题的想法，也能与读者对话。例如：他提到写作的重要性，强调“写作是把不健康的人变成健康人的唯一途径。”（1954年1月20日，《南洋商报·文风》）读者之一回忆起1950年代杏影文学副刊带来的享受，特别是当时黄色运动轰轰烈烈，杏影强调阅读与写作的副刊让一些读者找到了自在的空间。“在抗黄时代的热浪中，我养成了阅读《文风》的习惯。我最喜欢的是杏影先生的《补白杂记》，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在马来亚，日军的撤离也开启英国殖民权力的临界点。在新马一带，1948年后，当英国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时，带来的是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许多来自中国的书籍被禁止，导致图书供应链严重中断，给好不容易逐渐兴盛的新加坡华文文坛一记重击。此外，英殖民政府还禁止报纸出版物，如《民生报》和《南侨日报》等。其中，对严肃正规文学的控制也促发“黄色文化”（包括舞蹈俱乐部、色情电影、杂志和书籍等）的兴起。
2. 《文风》：文艺副刊沟通平台和“青年自由写作的场所”
在新加坡的报纸上，主题的变向同样突出，从大量有关中国事件的报道，转为地方发展上的讨论。战后的前15年，媒体报道的主题明显有了重大转变。根据崔贵强教授的观察，以中国大陆问题为焦点的文章从1946年的69.7%下降到1950年代的22.5%。另一方面，有关新加坡和马来亚问题的文章从1946年的19%大幅上升至1959年的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