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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n这篇跟书同名的小说是《生之曲》的改写，未婚先孕的女主人公的处境有了不一样的诠释，可窥见两代女性对孕育新生命的感知有别。Table Manners转换《谭家师父》的叙述视角，佣人柳姐成为被叙事的对象。她翻转了专属于男人的厨艺，被凝视的身影有了生存的尊严。《白香祖与孔雀图》里的“孔雀图”意象，在Dreaming of Madam Bai and Her Noble Peacocks中，明显的是女性情谊的隐喻，对素馨和香祖师徒两女主人公有更细腻且幽微的心理描写，对刺绣行里尊男抑女传统行规的批判直接而透彻。至于The Phoenix of Big House中的“Ninth Uncle”，就很难跟《凤凰迷》里的公子哥九叔比坏了。他耍帅又时髦，浪荡不羁，叫人爱得魂牵梦萦，又恨得咬牙切齿的“播音王子”形象，只有粤式中文含嘲讽意味的语调才凸显得了。故此，大家族番薯藤般纠缠不清的人伦关系，也唯有亲身经历过，才能贴切地描摹出来。那样读起来也较过瘾。感受文本特定的语言风格，是阅读愉悦的一种。看到庄永康在《文学再生缘》一文中指出：“对于同时通晓原著与翻译两种文学的读者来说，则难免会留意到前后两种版本的差距。不能忽视的是作品改编，它创造了新的价值，却也可能流失了些什么。”我很赞同。
记起美国流行心理学及两性专家约翰·格雷在《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中提到：“男人透过他达成结果的能力来诠释自己的存在意义；女人则是透过感觉与关系的品质来诠释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不就清楚说明，女性善感，善沟通，善于人际互动，更重视人伦关系。反观，男性以达成人生目标为重，唯努力达标，其生存才有意义。这样的人生有多疲累啊！庆幸我不是火星人。约翰还说：“火星人借着独自到他们的洞穴解决问题而获得纾解，金星人则借着群集一起，坦然讨论她们的问题而得以纾解。”正是，女人聚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说得越多，越是七情上面并妙语如珠，心情就越轻松愉快。从书堆里找出这本1990年代畅销的心理自助读物，翻着，不禁莞尔。“不被需要对男人来说，是种慢性死亡。”孙爱玲小说里的男人——九叔、谭家师父、余广豪、驮玉的男人、汤舜祖、马正宇、杜伟、建章、伍玉和汤老爷等一伙父兄叔伯，你们自己保重。
然而，观察两位不同世代和语言背景的女作家在文本中对话，即明了文学的诠释亦是流动性的。在相互激荡中，小说女子——“她们”的形象亦更显姿彩。反之，“他们”就变成“土星座下忧郁的男子”，注定在孤寂中隐没。哈，好不痛快！
——粤剧《凤阁恩仇未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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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点点计算 偏偏相差太远
“她在非花玲珑镜，他是解语凤凰迷。”（《人也，女也》封面题句），她或他们的故事，就由个别作者这样或那样地继续创写下去，读者依个人喜好选择阅读，何乐不为呢！
纷纷扰扰作嫁 春宵恋恋变挂
——达明一派《石头记》
真真假假 悉悲欢恩怨原是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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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转转 化作段段尘缘
原作重写，还是改编成其他媒体形式的文本，就像一朵花的花粉被蜂蝶采集传播到他方别处。开出什么花？结出什么果？听从自然规律，随各自的因缘去吧。
何华认为《柳影袈裟》里用“梳起不嫁”来体现女性自强，未免代价太大，故觉得故事充满悲剧感。（《柳姐，妈姐》，何华《在南洋》）说是悲剧我不反对。然而，悲剧感亦是欣赏创作的一种审美体验。
二祖母的哀怨，柳姐在房外聆听着，观众坐在黝黑的电影院里也听着、观望着。人事沧桑，韶华已尽，她的心事谁懂？柳姐断然拒接谭师父的婚事，选择梳起不嫁当妈姐，这抉择合不合情理是一回事，我却觉得跟柳姐的个性吻合。柳姐回太太：“没理由太太你作人妾室（原作用“继室”），我也要作人填房。”敢跟主人这么说话，显露她的铮铮傲骨。接着又说：“不容易的日子都挨过去，点解要给他如意！”说得好！男人没能跟你共患难，岂可奢望与他共享福。当妈姐就不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吗？
其实，阅读也无需刻意区分性别，好的创作文本必蕴含真实的人性；良善光明的，邪恶阴郁的皆有。不过，女性作家的笔触，对于他或她们的描述，字里行间仍有幽微细致的差异。心思细密的读者，会看得出来。
再者，自梳仪式后，姐妹们张罗的一桌素食佳肴就看得人垂涎欲滴。小说里骨酥肉滑的红烧元蹄，因拍摄场地是斋堂而改煮佛钵飘香，仿佛闻到芋头香。电影片名《柳影袈裟》比篇名《谭家师父》富有寓意，符合以柳姐为主角的剧情。那拖着乌黑长辫，穿着素色衫裤的窈窕身影，意象唯美，引人遐思之外，还是一道考厨艺的古早菜——“芥兰塞入竹笙蒸”，听起来就口舌生津。再加上两个小兄妹天真逗趣的童言童语，小人儿像小鸡般屋内跳来跳去，跟着嫲嫲哼唱：“氹氹转，菊花园……阿妈叫我去睇龙船。我唔睇我要去睇鸡仔……”的确，爱玲把小说情境改编得活色生香，邓宝翠又用她的导演功力将剧情拍摄并剪辑得声光色影效果俱佳。师友俩合作无间，好不快活。这怎么只会是悲剧呢？看了两遍，我的笑比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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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孙爱玲让我评七篇小说中的男人，写序一：《一个女子跟七个男人的对晤——孙爱玲小说里的男性语境》，梁文福评六位小说里的女子，写序二：《让每朵花的颜色明白起来——我看孙爱玲小说中的女性》。男女读者的阅读视域有别，小说里的男女主角，自然被看出迥异的形象。不知有没有读者受这两篇序的引导，用两性不同的视角看待小说中的他或她们呢？我始终觉得，梁文福的序写得好，能够反复阅读。且每读一次，小说中的女子就会一次次活现读者眼前。如他所言：“看小说时，不同的读者，当也各有自己眼中的芬芳和绽放。”梁文福借用王阳明的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鼓励读者做个看花人，让每朵花的颜色明白起来。
数年前孙爱玲曾说，她的小说很难翻译，若要读，就要学懂中文。这难，是指其传统文化元素和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还有孙爱玲风格化的叙事语言，那语调是译不出来的。可是，她又说在接洽翻译者，听语气好像“心有所属”，却没说是什么人。知道孙爱玲对自己作品翻译的要求，她为人行事又颇受“二祖母哲学”的影响——“说那么多是没用的，要把实在的看得到的东西放在人手上。”（《独白与对话——孙爱玲小说选》）我明白，不多问，默默期待。
孙爱玲短篇小说集《人也，女也》的几个单篇，由杨薇薇译成英文，书名“Clan”。书中部分作品是译者根据小说人物的处境、意象及变换叙事视角，重写的故事，结合翻译与创作的成品。
记得在电影短片《柳影袈裟》里看到身穿旗袍，体态丰腴的二祖母在昏暗的卧房里低吟这段粤曲的画面时，我怔住了。思绪随微尘在暗光中浮沉。后来在孙爱玲写的《话说柳影袈裟》一文中读到：“当友弟清唱时，全场屏息听之，我们拍这组戏的，全体人员，有马来人、印度人，懂中文不懂中文的，都被吸引住了，那‘一叶轻舟去，人隔万重山，鸟南飞，鸟南返，鸟儿比翼何日再归还，哀我何孤单。’是南国的悲情，是人不在身边那种无奈何的孤单。”原来被这场景触动的人不少。
回想电影里的这段对话情境，用粤语说出，才能有如此深刻的表达和尖锐的语感。小时候听隔壁广东婆说：“那个女人是人家的妾室。”语气是十分轻蔑的。当时并不了解“妾室”或“填房”是什么身份，不过从语气神情感受得到那是让人瞧不起的，是卑微的，或就是低人一等的身份。于是，翻看译文Chef Tham，英语如何表达呢？“Just because I serve the Number Two in Big House doesn't mean that I have to be anyone's second choice...I've already survived the worst years. Why should I change anything now?”读到这里，只能说英语的“气势”不足，这是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所致。粤语，真是“好犀利”！柳姐其名“霜儿”，似傲骨寒霜，她不会委屈自己，更不会轻易让男人顺心如意。这“不叫他如意”是纯粹气话吗？值得玩味。可说，电影里“发出声音”影像化的柳姐，比小说文字里描述的柳姐，更彰显独立女性的特质。
花色香皆看化
看着孙爱玲与薇薇并肩站立的合照，萌生一个想法：《人也，女也》是个母体，能生出新的生命，新生命体内有着母胎的血肉，却长成不同的模样，拥有自己独异的灵魂。所以，将Clan跟原作对读，似流年暗中偷换，对“她们”的生命故事，有了迥异的感悟。读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重读作品，感知必有异。后来经历的生活和积累的经验，或多或少渗入当下的阅读，给重读增添（新）维度。
我也不想多年后，再费唇舌批评曾经对晤的男子，印证俗话“宁可得罪小人，也不得罪女人”。（女读者和女作家更不好得罪）其实，我只想把阅读视角聚焦在她们身上，让花色更明白。再从后来的创作者的多重诠释，审视《人也，女也》中的女性特质与存在意义。这么说，仿佛要写成一篇论文。约翰说过：“女人采取多种最严重的语法、隐喻和概念化的诗一般的语言来表达她们的感觉。”我想，同属火星的爱玲能了解——“人的灵魂常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念头，是他身体力量所不能承担的。”（《序——总是隔离》，孙爱玲《独白与对话》）哎，学术文章，说说就好。何苦为难自己。
波娃的诘问，让我们思索，男性哲学家的观点是否考虑到女性的处境？还是他们论说中的人，并不包含她们？就是说，他们的观点里没有纳入女性的生命经验。故她们虽活着，但她们的自己未必存在或被社会认可。所以，她们是存在的缺席者或沉默的第二性。
相比之下，《一个女子跟七个男人的对晤》就毫无看头。再读一遍，那些男子就不单是孙爱玲说的苍白而已，靠在活灵活现的女子身旁不仅相形见绌，再瞅一眼，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心头疙瘩，不将他们拔除、铲掉、捶扁，扔进焚化炉，化作灰烬，咱们的女主人公恐怕就不太可能迎来人生的幸福。
一叶轻舟去，人隔万重山，鸟南飞，鸟南返，鸟儿比翼何日再归还，哀我何孤单……
去年10月，孙爱玲的短篇小说集《人也，女也》中的几个单篇由杨薇薇译成英文，书名“Clan”。它的第一部分共四篇，是译者根据小说人物的处境、意象及变换叙事视角而重写的故事。第二部分五篇则是原作的译文。对杨薇薇而言，这是一种“Transcreation”，是结合翻译与创作的成品。桃红色的封面上印着靛青色图案，细看才知是成双的孔雀。粉紫的雀身搭配淡绿的羽毛，视觉上柔美精致，极富女性气质。
西方哲学家自古即已强调认识自我对人生幸福的重要。
换言之，通过读者的阅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自然会鲜明起来。我也赞同。只是，关键必须是朵经得起凝视的花。孙爱玲小说里的“她们”，好比柳姐、丁香、月季、香祖、素馨、小南强、逍遥、玲珑、凤慈、阿伊莎、莎琳娜、海雅蒂，还有小祖母、拉姑、碧如、珣如、珺如、钰如、瑄如、瑨如、琬如等一众不同世代与出身背景的女子，毋庸置疑都是值得读者欣赏的角色。那时我也说，孙爱玲笔下的女子个个体态玲珑标致，情感细腻真挚，个性刚柔相济，语言活泼，思想敏锐，气质优雅，才智或技艺过人。无论出现在传统或现代语境里，她们都如花似玉般芬芳馥郁，通透晶莹。即使有不计后果悔婚的，懵懂天真未婚先孕的，还是为争宠而耍心机的，母女姐妹间相互嫉妒的；有恋父恋母情结的，有自命不凡又孤芳自赏的，有为安稳生活而舍弃真爱的，有当第三者而委曲求全的，统统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苏格拉底说：“人必须认识自己，才称得上睿智。”黑格尔说：“人应尊敬自己，并应自视自己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尼采说：“人生在世的任务就是成为自己。”
波娃则指出：“如果女性真实的自我根本就被禁止存在呢？如果女性在成为自己的同时，人们却因为她们没能成为她们理当成为的人——好女人、好情人、好母亲、好女儿——而视她们为失败者呢？如果成为自己令她们蒙受揶揄、蔑视或羞辱呢？”
这两年台北卫城出版先后译介两本女作家传记——张葳译《成为西蒙波娃》（Becoming Beauvoir: A Life by Kate Kirkpatrick, 2019）和尧嘉宁译《桑塔格》（Sontag: Her Life And Work by Benjamin Moser, 2019）。两书皆巨细靡遗地记述两位女作家一生的成长经历、学术与哲思的养成，她们对本土与国际社会、文化及政治的关注与批判，以及她们的著述对后人的启发和影响等。两书都很厚重，读着，眼睛和手臂皆吃力，宛如两具沉甸甸的生命体伏在我肩上。一章一章细嚼慢咽，感触颇深。就是独立自主的西方现代女性，遭逢的身心困扰和人生挫折并没有少，且她们都甘心将自己最初的学术成果归入男性学者名下，至于她们的情感和身体的付出更不在话下了。反之，他们会情愿吗？我存疑。想想，波娃在1949年就写出了《第二性》，当时被视作惊世骇俗之作，饱受非议，如今已成女性主义的经典论著。桑塔格是美国重要的评论家与公共知识分子，被誉为20世纪“美国公众的良心”。她们成为自己的过程，都没有想象中容易。在观念相对传统和保守的东方社会，女子要活出自己，展现个人的才智和存在价值，肯定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意志力。我是个普通的女性读者，没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她们的人生阅历我难以借鉴，只能默默阅读。
确实，他和她；即两性的生命历程和思想意识是有别的。无论古今或在东西方社会文化里，这种差异极为相近。尽管19世纪西方女权运动兴起，妇女从家庭桎梏中解放出来，争取教育、就业及选举权，开始独立自主的生活；20世纪女性主义理论在欧美学界蔚然成风，大学增设女性研究课程，女性议题被深入探讨。来到21世纪，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Metoo（“我也是”），呼吁女性揭发遭受性骚扰和性侵的事件（美国的“反性骚扰运动”——MeToo Movement），女性的处境依然需要被正视与关注。所以，对于自我的认识和追求，同样身为人，女人比男人走得艰难。这说法也许不够全面，但回溯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它都是有迹可循的。
细读Clan的序，了解杨薇薇翻译孙爱玲小说的心（辛）路历程。翻译是杨薇薇的专业，她也是本地英文小说作者，拥有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双语能力无可置疑。她的挣扎和困顿，是因为她对翻译工作的认真严谨，既考虑到译文的精确度、可读性和读者的接受，又坚持创作自由的信念。故在诠释原著时，作为译者和创作者的心理抗衡，异常煎熬。可说，孙爱玲的小说是杨薇薇翻译专业的挑战，也激发她的创作欲望。最终，孕育了Clan，它是杨薇薇“译与创”的成果，亦是《人也，女也》的重生。所以经过多重诠释之后，小说以不同的形貌跟读者相逢。夜里给孙爱玲发简讯：“《人也，女也》——凤凰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