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Elsa在网络博客结识了一名志趣相投的美国人。在美国国庆日的前一天，她飞往美国，两人在浪漫的国庆烟花中相遇。那年冬天，他们结婚并开始长达13年的音乐行旅。
与火结缘是在10岁时，吴正隆去圣淘沙的沙滩酒吧，找在那里工作的姐姐。正巧赶上一个杂技团在那里表演，吴正隆被火把杂技壮观的景象震撼到了，于是决定每个周日都要来看。
30年前，梁斯琨（57岁）还是一名书画装裱师，弹古筝是他自中学以来的爱好。1990年代末，书画装裱行业逐渐没落，梁斯琨开始以教古筝为主业，开班收徒，也在中学里教课外活动团体。
他说：“在滨海艺术中心附近，人们更关注的是艺术本身，他们一般有更高的鉴赏力，但要求也会更苛刻；在社区里，也许人们不知道我吹的曲目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我手中的乐器叫什么，但他们看到自家社区的孩子在街上表演，就会自发地来支持，这种甘榜精神让我感动。”
成立协会打造本地街头文化
教乐龄唱歌 收获双份快乐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作为街头艺人的身份和责任。2019年，他在义顺集选区国会议员黄国光的帮助下成立了“街头表演者协会”（Buskers’Association），旨在为这个群体发声并提供协助，吴正隆担任联席主席。
本期采访五名本地街头表演者，他们当中有人13岁开始就在街头表演，曾代表新加坡参加英国爱丁堡的街头艺术节；有人飞跃太平洋在更广袤的土地上以音乐行旅，觅得终身伴侣；也有人年过半百才走上街头，以一首又一首歌撑起一个家。
余紫薇（55岁）是一名家庭主妇，从学生时代参加各类歌咏比赛起，唱歌便是她一生的挚爱。
她最爱的表演场合是哈芝巷，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我的音乐风格和哈芝巷的气质非常搭。那里除了有喜欢我音乐的听众，也有志同道合的表演者，那里就是属于我的甘榜。”
梁斯琨∣一把古筝养出两名高材生
然而自去年3月26日起，街头表演活动因疫情暴发戛然而止。在这漫长的16个月里，他们生活得如何？是否依然坚持着表演的激情，或是另谋他业？
每次出国旅行，余紫薇看到街头上自由放歌的街头艺人，心中都会有所向往。她也曾是一些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喜欢在舞台上一展歌喉。“可是近几年来，很多俱乐部都相继关门，我们很多热爱老歌、爵士歌曲的人一时没有了舞台。”余紫薇的语气中难掩落寞。
当音乐从殿堂走上街头，艺术便重新回到了生活的怀抱。此刻，歌声不仅填充了城市的空间，更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激情与梦想。
杂技团对这个可爱的小男孩也感到好奇，因为酒吧里不会见到未成年人，更不会每星期都出现。他们半调侃地问吴正隆：“你想学‘玩火’吗？”生性开朗又豪爽的吴正隆怎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两人长居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几乎每年都会开车南下加利福尼亚州，还有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演出。他们也会沿途表演，向人推介自己创作出版的唱片。
疫情期间，街头表演者协会组织过线上表演，也办过工作坊，交流行业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协调表演者之间关于场地的分配。接下来，他们还会做试点实验，开发新的适合街头表演场地。在此前，协会在义顺东两个地点的试行场地计划因疫情搁浅。
在那两场各一小时的演出中，他记得克拉码头那场的收入比较“可观”，进账三元。“在乌节路那场是五元，不过是因为正巧朋友路过，独家赞助的。”说到这里，记者也忍不住笑了。
13岁时，他听说本地著名杂技团Bornfire将在多美歌格林（Dhoby Ghaut Green）办一场杂技节，便去开眼界。没想到他因此结识了该杂技团的组织者，还签了5年学徒协议。
他平时最喜欢在家附近的达曼裕廊熟食中心门口表演，假期时每周会去一两次，学期中大概每月一次。不过他有固定的观众群，关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了解最新动态。
不过，她最怀念的还是哈芝巷，想念那里的人，想念在那里的歌声和欢笑。
维格纳什（Chandrasekaran Vignesh Subramaniam，22岁）是南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二年级学生，也是南大口琴社主席。他在小学的音乐课上接触到口琴，从此结下不解之缘。他同时也是达曼裕廊联络所口琴社主席，在本地口琴圈里颇有名气。
让梁斯琨倍感欣慰的是，儿女各自学有所成。女儿正在美国著名的密歇根大学攻读地质学博士，儿子就读于新加坡管理大学，明年即将毕业。不过他认为主要还是太太的功劳，没有她在家中的细心照料，孩子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余紫薇∣时代落幕 余音犹绕梁
18岁时，他和好朋友王志伟组成“烦人兄弟”（The Annoying Brothers）组合，朝杂耍与滑稽表演方向发展。吴正隆也是少数被邀请到爱丁堡等国际街头艺术节表演的本地街头艺术家。
自从疫情居家开始，余紫薇尝试在网络直播平台（Twitch）唱歌，逐渐在个人账户下积累了数百个粉丝。
关于未成年人获准成为街头表演者，吴正隆说，艺理会的申请流程和考核标准是一样的，只是报名前须出具父母或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在21世纪的新加坡，繁华都市里同样有充满才华与激情的表演者。根据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资料，全国目前约有300名获得认可的街头表演者，在80多个指定场所表演。他们当中约半数为35岁以下，最年长者为83岁，最小的只有11岁。
虽然今年已经57岁，儿女即将独立，梁斯琨丝毫没有退休的打算。他表示，在社区表演是件快乐的事。如今没有了压力，可以更从容地享受生活和音乐。
从去年4月起，告别“舞台”的梁斯琨在家琢磨起了手中的乐器。传统的古筝采用的是东方五声音阶，在他构思设计后，亲手打造了一台可以演奏西方七声音阶的古筝，正准备申请专利。
余紫薇并没有像其他自雇人士一样获得政府津贴，因为她家的地址是有地房产。但事实上，他的丈夫因疫情失业，现在从事房地产经纪；儿子是健身教练，收入也受收紧政策影响，只不过还没结婚与父母同住，同样因住家地址原因无法获得津贴。
“虽然我出来唱歌并不是为了赚钱，但是得到别人的认可、关注是一件开心的事。”余紫薇还注意到，一般认为出手阔绰的洋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方，除非是遇到特别喜欢的歌曲。从中国来的游客，则多数都比较慷慨。
他说：“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吗？如果我在街上随便请一个人走进音乐厅听古典音乐，可能是件困难的事。但因为平日我们在社区通过音乐建立了默契，这份默契就成了他们走进音乐厅的一座桥梁。”
从去年开始，余紫薇把更多精力放在教乐龄人士唱卡拉OK这件事上。看到老人家在唱准音、唱高音这些技巧上获得进步而感到快乐，她自己也同样收获满足。
吴正隆说：“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到，街头表演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艺术形式，它让我们的城市生活充满精神与活力。”
Elsa平时也会帮弟弟打理自家经营的电单车周边用品生意，包括赛车服、配件等。店面就设在一家电单车修理店的二楼，车手来维修电单车时一般会上楼光顾。因为赛车与摇滚在相近的文化圈中，Elsa有时也会在店里弹吉他，唱歌，与顾客聊天。
“刚刚踏入意大利，他们便陷入了席卷全国的音乐激情。这种激情在平民百姓中跟在精英当中一样炽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音乐笔记》中如此描绘18世纪的意大利：“小提琴、乐器演奏者和歌声让我们在大街上为之驻足。你可以听到鞋匠、铁匠、木匠在演唱一首咏叹调，分成几个声部，有板有眼，品味纯正。”
疫中沉淀 研发新乐器
考虑到父母年迈，Elsa与丈夫在2019年一同回到新加坡，与家人团聚。他们注册成为街头表演者，继续燃烧激情。
因为很多学唱歌的都是退休后的老人，余紫薇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费用。不过因为疫情的原因，余紫薇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并不乐观。
她希望政府的政策能够再细致一些，可以根据各户情况酌情考虑，而不是一刀切。
在2019年上大学之前的假期，维格纳什拿到了艺理会的街头表演准证。一来是为了积累舞台经验，二来也是为了把音乐带入社区。
邻里自发的甘榜精神
不过她认为：“虽然粉丝数量看起来比现场观众多，但是那种现场互动的真实感是无法取代的。”
今年6月，艺理会推出街头表演直播试行计划，每季度（三个月）一场。梁斯琨作为第一批艺人登场，从演播室里通过网络直播表演。除了艺理会提供的津贴，公众也可以通过QR码的形式捐助或打赏。
余紫薇年轻时参加过卡拉OK比赛，不过当年勤奋的她以错误的技巧苦练，虽然赢得比赛，却在赛后失声，甚至动了手术。之后她曾系统地阅读资料，找老师学习发声技巧。因为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挫折，她不希望有同样热爱唱歌的人重蹈覆辙。
维格纳什透露，平日在达曼裕廊熟食中心表演时，他平均一个小时能收到60元，而在滨海艺术中心等地，差不多要打个半折。
维格纳什∣ 架起社区与艺术殿堂的桥梁
年轻时热爱书画的梁斯琨曾考入当时的南洋美专，却因为家里付不起学费未能如愿。因此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无论如何要把教育当作头等大事。
余紫薇比较喜欢的表演地点是金沙酒店附近的雾霭走道（Mist Walk），那里的游客比较多，互动性更强。收到游客的点歌她会很开心，因此除了自己擅长的英语老歌、爵士等风格，她也学习周杰伦、林俊杰等的华语歌曲。
为了把这份热爱延续下去，余紫薇和弹吉他的朋友组成二人组，在露天场合为公众表演。家人也很支持她，老公有时会开车载她去表演的地方，孩子有时也会到现场支持。
有时，也会有好心人特意上前来问他是否还好，是否需要帮助。维格纳什觉得这样的言行虽然很暖人心，却也在无形中折射出在本地文化的固有观念中，街头卖艺是出于物质匮乏的行为，无关才华、激情和梦想，以及对一个优雅社会的想象。
然而近年来，学校课外活动的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学校每一年都会重新招标。从原来在三所学校任教到只剩一所，梁斯琨作为一个四口之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倍感压力。
虽非科班出身，梁斯琨也曾求教于熊岳等古筝名家，琴艺不俗。在街头表演时，除了流行歌曲，偶尔也会碰到有人点一首古曲如《战台风》，梁斯琨也能应对自如。
“有时候遇到真心喜欢音乐的路人，可以站在那里听两三个小时，心里是很有满足感的。”他透露说：“在户外表演不仅可以赚到一些捐款，也会因此招到更多学生，有时还会收到一些演出邀请，通过这些渠道增加的收入大概可以占到三四成。”
吴正隆有两个理想，一个是举办一场新加坡杂耍艺术节，另一个是打造出新加坡独特的街头文化。2013年，他在圣淘沙观看了由新加坡旅游局主办的“新加坡街头表演艺术节”，却没看到能够代表新加坡的团体出现。也是因此，隔年他就与好朋友组成了“烦人兄弟”。
事实上，维格纳什除了平日在街头演出，还经常登上滨海艺术中心、维多利亚音乐厅这样的殿堂演奏古典曲目。这时，平日里关注他的街坊邻里，就会到音乐会的现场支持他。
线上演出吸引跨国界音乐人
维格纳什是参加这项计划的表演者之一，时隔大半年回到现场演出，自然感到激动和兴奋。不过他也指出：“一般街头表演收到的捐款都是来往路人手中的零钱，如果摆一个QR收款的话，不仅不方便，味道也变了。不过我可以理解，这是为了防疫的安全考量。”
去年12月，艺理会首次推出实体街头表演试行计划，在确保安全距离等措施下，在克拉码头的The Central和乌节路的*SCAPE举行。
女儿在美国读博有奖学金，其余的三口之家在这段时间靠着自雇人士的津贴和教琴收入还可以维持。此外，梁斯琨还学起了吉他和唱歌。他说：“既然难得有空闲，就多提升自己的技能，多学些大家喜欢的老歌，粤语歌，以后肯定还会用到。”
在过去一年里，Elsa与音乐人Lynn Dresel组织的We Are Music （SG）在面簿和YouTube举办了几场线上公开麦（open mic，任何参与者都有机会上台表演）和音乐节，吸引本地和区域内的许多音乐人参加。
在疫情下无法开工的一年多，吴正隆做起了外卖员。“收入有时跟原来的差不多，但时间上没有那么自由，有时收入也还不如原来的。”
Elsa Faith∣因音乐结缘 以音乐行旅
在这五年里，吴正隆不仅跟着杂技团的经理学习各类演出、后勤、场务方面的实践经验，更抓住一切机会跟团里的表演者，还有国外来的前辈们请教各种杂耍。因为他天资聪颖又机灵，而且年轻人入这行的也不多，凡是被吴正隆求教的，都会不吝赐教。期间吴正隆也成功考入义安理工学院，如今已获得艺术与商业管理专业文凭。
Elsa Faith（39岁，本名Siti Noor Firdaus Binte Akmat）也认为，很多街头表演者是为了分享自己的热爱和快乐，但在本地却容易被人误解。
她出生于一个音乐氛围浓烈的马来家庭，从小随两个哥哥弹吉他，学唱歌，去世贸中心（现怡丰城）或其他演艺场所表演。在从事行销工作之余，她依然保持着唱作的热情。她擅长的乐器是吉他贝斯，喜欢演唱和创作摇滚类音乐。
吴正隆∣天资聪颖 博采众家之长
吴正隆虽然才25岁，却已经是本地街面上的“老江湖”。他13岁成为正式街头表演者，开始在街上玩火——是真的火把，他的绝活还有杂耍和滑稽表演。
2016年，52岁的梁斯琨第一次走上街头表演古筝，一开始还很放不开。不过几周下来，来看的人渐渐成了熟客，时常攀谈起来，让他觉得轻松不少，也更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