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军械库区（Arsenale）
舒比吉指出，非常不幸的是，全世界7000种语言中有一半将在下世纪消灭，《谈话的树叶》记录了两种濒临灭绝的语言。她去年前往威尼斯北部高地访问拍摄辛布里亚语（Cimbrian）课题，尽管当地人想要保留这个语言，但仅剩五名超过90岁老者懂得说辛布里亚语却又不愿说。
即日起至11月27日
舒比吉·拉奥在印度孟买出生，从小在父母亲形同图书馆的书柜中成长，对图书馆、档案系统、历史与谎言、文学与暴力、生态与自然历史深感兴趣。10岁那年，她亲睹父母藏书被盗毁，启发她开展十年项目，研究书籍与图书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她在第59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新加坡馆呈现的装置作品《纸浆III：流放之书小传》（Pulp III: A Short Biography of the Banished Book）是过去五年研究的小总结，通过纸迷宫、书籍和影片，探索书籍销毁的历史及其对未来知识的影响。
舒比吉留意到，克里斯坦语与辛布里亚语受访者都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意味着若果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等同失去了家人，跨代沟通出现障碍。每种语言是一所图书馆。舒比吉说：“每14天，我们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词汇，还有语言背后的哲学、幽默和人类的各种知识（从自然到医药），整个生活方式。”
舒比吉通过故事揭示书籍是集体思想、劳力和读者群的体现，也是人类和社群亲密的持有者。意大利书籍历史教授马里奥·英菲利斯（Mario Infelise）探讨知识获取与政治力量的历史关联。威尼斯图书馆馆员伊莱尼亚·马斯基耶托（Ilenia Maschietto）分享禁书和她最喜欢的“以示抗议”的书籍，而马可·博吉（Marco Borghi）解释了替代档案如何可以作为民主的保障。诗人比安卡·塔罗齐（Bianca Tarozzi）邀请我们进入她的图书馆，看看那些在2019年威尼斯洪水中幸存的书籍。退休图书管理员萨拉丽·特纳（Saralee Turner）背诵着缅甸作家Ma Ma Lay《非出于恨》的段落，另一位则描述了对当代图书馆和免费知识的种种威胁。
舒比吉在展馆兴奋地说，不少访客带走了实体书《纸浆III》，留下联系，并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故事。她也将此书免费放上网（pulp-iii.com），让未能到威尼斯的读者也能阅读。
对舒比吉来说，每一本书是一个使者，一个时间旅行者，体现了我们沟通的需要，以及号召我们付诸行动。
《纸浆III：流放之书小传》一书通过访谈带出舒比吉研究课题，关乎印刷出版文化与社群，图书馆及档案资料，快要消失的口述历史。它也收录文章阐述未来图书馆的11种形式，并以个人化诗意方式想象图书馆的未来。舒比吉问：今天的图书馆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类还是想说故事，通过书本或影片？她通过不同的视角叙说关乎个人化的人性故事。
舒比吉从事写作与艺术创作超过20年，当艺术家是她日常生活方式与思想的延伸，而非定期办展。她是拉萨尔艺术学院纯美术硕士，曾兼职教书，也是第五届印度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策展人，该展因为疫情延至年底举办。舒比吉喜欢花时间开展故事，几年内去了几次波斯尼亚，才开始书写。她计划第三次走访威尼斯北部辛布里亚语社群。
第59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新加坡馆展览日前开幕。参展的新加坡多媒体艺术家及作家舒比吉·拉奥接受《联合早报》记者专访，畅谈她五年来研究、书写与拍摄关于书籍被流放、知识被毁灭的历史。
新加坡馆展览《纸浆III：流放之书小传》
舒比吉指出，文艺复兴会在意大利萌芽，在于当时很多过去的书籍与知识来到意大利，包括中东、中国、印度的，因此，当地印刷史不限于欧洲，而是全球化文化交流的故事。如今，威尼斯印刷业日渐式微，冠病疫情导致运输阻滞，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新加坡馆的5000本书册，舒比吉交由当地合作社出版社“威尼斯画报”（Grafiche Veneziane）印刷。
舒比吉上个月在本地确诊冠病，恢复良好。两年的疫情限制措施使她无法出外拍摄，待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明年回到新加坡，她会为本地版展览补充更多本土内容。书册交由舒比吉一向合作的本地Swell设计室设计，她自己注册的出版社Rock Paper Fire出版。她已出版《纸浆I》（2016）、《纸浆II》（2018）等，获颁2020年新加坡文学奖（非小说类），相关展览获得2018年亚太酿酒基金会特出艺术奖评委奖等。她说，目前本土出版的艺术书籍水平高。
新加坡馆怎样在双年展激烈竞争中吸睛？新加坡馆装置像是一本书的封套，通过白纸构成极简的空间设计，在柔和的灯光下，一本本书的叠架，知识之树素描的开展，引领访客在匆忙的双年展中，安静地进入阅读和知识的秘境，坐下来看一段段影片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与书的故事。
舒比吉说，新加坡曾是全球马来文出版的重镇之一，与其他印刷中心（如爪哇）有跨文化的交流。她访问了新加坡研究员法里斯·乔莱米（Faris Joraimi）讨论马来世界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当时新加坡的出版社，从精装的典籍到大众化读物皆有，比如Kalam Press出版爪夷文宗教典籍和流行小说。国家图书馆办过“马来世界的故事：手稿和早期书籍”展览，展出本区域（包括本地）的马来文出版物，都搜自海外收藏。印度德里大学英国文学（荣誉）学士舒比吉说：“很多人以为文学只有一种，其实不然，人性是复杂的，文学也是复杂的。”
威尼斯与新加坡曾是书籍印刷重镇
90分钟影片《谈话的树叶》（Talking Leaves）有几重意义。树木是舒比吉经常创作的母题，树的形象代表知识的创造和等级，树叶难以计算，而知识像叶子般。“谈话的树叶”也是不识字的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塞阔雅（Sequoyah）首次见到书本的形容词。他是历史上唯一凭一己之力创造出书写系统的人，在1821年发明了切罗基族（Cherokee）书写文字，所创造的音节符号美丽优雅，简单易学，在切罗基社群普遍使用，扫除文盲，并能出书。“谈话的树叶”亦代表消失的语言，语言失去了，谈话、声音也跟着消亡。
多年来，舒比吉抱持独立的作业方式，一人负责调灯、访问拍摄，出门拍摄器材维持在一个背包的容量，单枪匹马闯荡江湖，包括女子独自出游风险较大的地区，也因此，这次参展双年展，她须要适应团队作业方式。她没请研究助手，除了资料数据过多，难以整合，舒比吉唯有亲身感受受访者的情绪，才能写出诗意的文字。
习惯独立研究
“如果我们的历史成为过去，所有的书籍都注定成为灰烬，无论是在法西斯游行中像五彩纸屑一样飞扬，还是在年迈读者的鲜活记忆中被粉碎，溶解成碎片。”新加坡多媒体艺术家及作家舒比吉·拉奥（Shubigi Rao，47岁）写道。
Sale d'Armi
舒比吉打开《纸浆II》几行被涂黑的字说，受访者出版后改变主意了，或出现问题了，她能承担全部责任，这是独立研究的好处，让她在道德上不会困惑。她说：“我从不管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关注的是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与责任。我可以尽可能找出所有方式，让人们彼此能够对话。我不懂成功了吗。很多我遇过的人成为朋友，因为他们打开了心扉，分享之前没说过的事。之前没人聆听，而聆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影片记录濒临灭绝的语言
第59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
马六甲与新加坡葡萄牙裔社群使用的克里斯坦语（Kristang），因为学校没教，父母亲也不跟子女说，加上英语的普及，面临消亡。马六甲说克里斯坦语的人比新加坡多。本地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语言，但也有年轻人想拯救，作家梅丽莎·德·席尔瓦（Melissa de Silva）在影片中大声朗读克里斯坦语的成语书。
未来的图书馆一定是数码化？舒比吉指出，书本可以收藏千年，但数码化存档辜负了我们对它的信任，比实体档案更脆弱。档案编写程序与技术更新等问题，导致1990年代以前的数码化档案大量消失，比如英国保守党2006年的所有演讲网上已找不到，得到大英图书馆查询。话虽如此，舒比吉认为数码与实体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可借助科技将不同的东西整合在一起。
目前人在威尼斯的舒比吉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纸浆III：流放之书小传》回溯威尼斯与新加坡历史上曾是书籍印刷的重镇。15世纪的威尼斯已是世界印刷之都，出版物无须审查。主要印刷商阿尔德斯·马努修斯（Aldus Manutius，1449-1515）发明了平装书（paperback），书籍不再为精英垄断，走向大众阶层，革新了人们阅读的习惯，更袖珍的平装书便于携带，随时随地可以阅读。
Campo della Tana 2169/F
30122 Ven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