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念书的时候,课程多数是三年全日制,较特别的是海事工程系四年,航海系一年。海事专科生跑船的薪金优厚,收入豁免所得税,尚可环游世界,每年吸引上百名新生报读。

●1920年代,出售首都地段(尺价6元),连同英国海事工程师康奈尔捐献的4万多元遗产,在靠近海港的安顺路1号兴建新的海员之家 (康奈尔大厦)。丹戎巴葛地铁站旁的安盛大厦(AXA Tower),坐落在康奈尔大厦原址上。

从争饭碗到团结之路

●1950年代,殖民地政府跟民间合资200万元叻币,在安顺路尽头兴建亚洲海员俱乐部(The Singapore Asian Seamen's Club),性质跟海员之家相似。

西方海员擅长写日记,将航海见闻汇集出版,成为珍贵的参考素材。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其中一位出色的海员小说家。

中国抗日为各籍贯海员制造团结的契机,行船馆成立海员筹赈分会,为祖国贡献绵力。同时期在亚细亚火油公司运输船(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和蓝烟通轮船公司(Blue Funnel Line)工作的马来亚海员在伦敦被解雇,回来时竟然被政府驱逐出境,行船馆联合为同行据理力争。1950年代劳资对抗时期,荷兰渣华轮船公司(Java-China Japan Line)聘请香港人来取代本地海员,行船馆和万多名港务局员工集体杯葛渣华。

一、随着科技进步,一艘轮船从40名船员减至少过10人,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

广东民路航运大厦是现代新加坡海员俱乐部安家之地,为各地海员提供短期住宿。

当时两万多艘商船在海中航行,海皇轮船乃本地毕业生的主要雇主之一。如今商船的数量与体积皆翻倍,海员主要来自菲律宾、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和乌克兰。

●1851年,海员之家在谐街立足,几年后搬迁到马里士他路一带,空间较大的美国前总领事马里士他庄园。

●19世纪末,抵岸的海员剧增,海员之家迁回市中心占地7万方尺的旅店,每年入住的海员介于500至900人次。原址后来兴建首都大厦和首都戏院。

康拉德原籍波兰,在乌克兰出生,使用英文创作。16年的远东航海生涯中,最常到的就是新加坡,最长住上五个月。海员之家的生活、壮观的加文纳桥、彻夜不眠的海港、斑斓的民族风情都写入小说中,其中《走投无路》(The End of the Tether)形容莱佛士酒店“像鸟笼一样通风”,酒店特地将其中一个房间命名为“康拉德套房”。一些游客捧着他的书寻幽探密,对本地多元文化与街边美食啧啧称奇;有些则因地貌变化太快,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吸引世界各地的船舶入港,给船员一个温馨的落脚地变得迫切。早在19世纪中叶,本地欧裔富商率先创建“海员之家”,让西方海员安顿留宿。虽然下南洋的中国三桅船同样频繁,但19世纪末才出现华人行船馆的文字记录。

●1980年代,丹戎巴葛箱运码头扩建,海员俱乐部搬迁至航运大厦。目前大厦正在进行翻新,预计2025年重新开放。

广惠肇留医院内张泰和行船馆捐赠的石椅。

华民护卫司另行设立海员宿舍,失业者每月只付3元,余款由工作人士分担。此外,众人必须排号轮流上船,不可贿赂越轨。这种公平的互助模式深受海员青睐,会员达千多人。行船馆连忙改弦易辙,没工开的海员不必付费,安排好新工作才从工资扣除,总算力挽狂澜。

安顺路的海员之家(康奈尔大厦)关闭后,其中一栋古色古香的双层楼房用作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如今为安盛大厦。

华人行船馆

随着新加坡海港走向现代化,一些海员落地生根,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有些年华渐老,不想再浪迹天涯,传统行船馆一家家关闭。30多年前,最后的行船馆(新合盛、张韦宝)向时代挥别。

康拉德推销新加坡

此时期的行船馆就像中介,海员住宿,等候船期,跟家乡通信,找新工作都依靠它。细分之下,有私人创办的“君主馆”,海员合股的“兄弟馆”,以及包工头设立的“包工馆”。君主馆的馆主是船务公司的线人,为住客介绍工作;兄弟馆采用排班制,大家轮流上船;包工馆由包工头管理,住客经常发生纠纷。华民护卫司介入调查,将导因归纳如下:

●1970年,国欧、亚海员组织整合为新加坡海员俱乐部(The Singapore Mariners' Club)。康奈尔大厦关闭后,其中一栋古色古香的双层楼房用作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

海员俱乐部的前身

三、海员为求上船,依照惯例暗塞几十元“咖啡钱”给包工头,开工日却遥遥无期。

1930年代初,华人海员职业分布已经成形,来自福州的海军顺理成章地当上轮船水手,广东人负责机器涡轮的日常运作,海南人为众人准备三餐茶点。当时20多家“个体户”性质经营的行船馆,以一贯的方言群划分,广东和福州人的行船馆分布在牛车水和丹戎巴葛,包括广和兴、张泰和、新兴、力群记、陈德记、张旭记、吴耀记、张韦宝等。海南人行船馆集中在小坡,包括新合盛、成顺、琼轮盛、琼海利、琼海丰、琼兴、民英阁,益源楼,友群等。

虽然下南洋的中国三桅船同样频繁,19世纪末才出现华人行船馆的文字记录。广惠肇碧山亭第五亭的“安邑广和兴行船行总坟之墓”,设立日期为光绪壬寅廿八年吉日(1902年);光绪六年(1890年)的“劝捐碧山亭小引”,碑文记载广和兴捐银5元建庙开路。可见一个多世纪前,已经有一群来自宝安(深圳)的海员在本地立足。广惠肇留医院内的“张泰和行船馆”石椅,为靠海为生的先民保留实体印记。

船上的日子单调,家人朋友不在身边,除了工作就是看着茫茫大海。行船跑马三分险,万一遇到狂风巨浪,海盗袭击,船只被扣留等,孤独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下船的时候,最珍贵的莫过于有个温馨的落脚之地。冠病疫情前,广东民路的航运大厦(Maritime House)就是招待海员的地方。

1988年道拉实街的张韦宝行船馆。(国家档案馆照片)
加文纳桥畔的康拉德纪念牌匾。
碧山亭广和兴行船行总坟1980年代清山时已经破落,四周杂草丛生。

二、行船馆收费高,失业的海员每月仍需支付住宿伙食杂费共17元,差不多等于半个月薪金,自然左支右拙。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自由转口贸易和移民社会特性,吸引世界各地的船舶入港。19世纪中叶,本地欧裔富商率先创建“海员之家”(The Sailors' Home),让西方海员留宿。海员之家由独立委员会监管,其沿革反映国际船运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