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家很多同时也是诗人。中国诗人有一些也是画家。唐朝的大诗人、大画家王维，他的诗被人说成是“诗中有画”，他的画“画中有诗”。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悠久的传统。我的小说，不大重视故事情节，我希望在小说里创造一种意境。在国内，有人说我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小说，有人说是诗化的小说。其实，如果有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是有画意的小说，那我是会很高兴的。可惜，这样的评论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
10月18日“我为何写作”讨论会，汪曾祺以为可以不发言，结果每个人都得讲。汪曾祺略加思索后说：
……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放在抽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作家写作，不能像想打喷嚏一样。喷嚏打出来了，浑身舒服，万事大吉。
芝加哥的六个中国留学生开车陪汪曾祺和吴祖光去逛了逛。看了一个很奇怪的教堂后，汪曾祺回忆：“我们又开车经过黑人区，真是又脏又旧。黑人都无所事事，吃救济。我们竟然在黑人区的小饭馆吃了一餐肯塔基炸鸡。”
汪曾祺还给一位墨西哥诗人画了一张画，见他不在家，便塞进他的门缝，他夜里两点钟敲门道谢。聂华苓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洋人会喜欢汪曾祺，而且有些事为汪打抱不平。汪曾祺说：“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用很坏的英语跟他们聊了一晚，他们的英语也不好，居然能讲通。”
曲终人散一惆怅，回首江山非故乡。1987年底，汪曾祺回国。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
旅行的归途中经过海明威的家乡。有两所房子，一处是海明威出生的地方，一处是海明威开始写作的地方。两处都没有明显的标志，只是各有一块斜面的短碣，刻了简单的说明。两处房子里现在都住着人家，也不能进去看看。汪曾祺感慨：“芝加哥似乎不大重视海明威。”
在费城，汪曾祺住在李克、李又安夫妇家。他到宾州大学博物馆参观：“昭陵六骏”的两骏原来在这里！晚上看了馆藏东亚美术画册，有一张南宋的画，标题是Fishingman on the River，汪曾祺告诉李克，这不是打鱼，而是罱（音：lǎn）泥。李克在第二天汪曾祺的演讲会上做介绍时特别提到这件事，以示汪曾祺很渊博。
台湾的蒋勋住在汪曾祺的对门。蒋送了汪好几本书。汪送了蒋几张宣纸、一瓶墨汁。蒋原籍西安，汪便给他写了一条字：“春风拂拂灞桥柳，落照依依淡水河。”
汪曾祺（1920-1997）是我很喜欢的作家。多年来，汪先生的各类文集不断出版，凡是收有新文章的，我都尽量不错过，常读常新。最近重读汪先生的书信集，发现他写给妻子施松卿（1918-1998）的信，从1987年8月31日至1987年12月7日，所写正是他在美国爱荷华访问之事。
……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后记里写过：小说是回忆，必须对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我认为文学应该对人的情操有所影响，比如关心人，感到希望，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等等。但是这种影响是很间接的，潜在的，不可能像阿司匹林治感冒那样有效。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滋润人心。
汪曾祺在纽约住王浩家。他回忆：“我和王浩41年没有见了，但一见还认得出来。他现在是美国的名教授（在美国和杨振宁、李政道属于一个等级）。他家房间颇多，但是乱得一塌糊涂，陈幼石不在。但据刘年玲说，她要在，会更乱。这样倒好，不受拘束。王浩现在抽烟，喝酒。我给他写的字、画的画（他上次回国时托德熙要的），挂在客厅里。”
10月30日下午，汪曾祺给妻子的信记录了他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起首说：“我的女儿批评我，不看任何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除了我自己的。这说得有点夸张，但我看同代人的作品确是看得很少。对近几年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我看得更少。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要咬他们的脚后跟……”这篇讲话，汪曾祺并没有带稿子，而畅所欲言：
在纽约的第二天，金介甫夫妇开车带他们去看了世界贸易中心。汪曾祺说：“这是两幢完全一样的大楼，有一百多层，全部是不锈钢和玻璃的。这样四四方方、直上直下的建筑，也真是美。芝加哥的西尔斯塔比它高，但颜色是黑的，外形也不好看，不如世界贸易中心。”——2001年9月11日，一切如梦幻泡影。
汪曾祺住在五月花（Mayflower）公寓八楼30D，很干净，无噪音。他开始琢磨厨艺，利用美国厨具，做中国菜。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不仅自己做饭，还为朋友献厨艺。
在起身告辞时，Herbert问汪曾祺：“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历史，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汪曾祺说：“既然找不到，那就从我开始。”这一晚的谈话，汪曾祺后来写成了《悬空的人》一文，他在文中说：“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
四、文化之根
就在聊天的当夜，发生了一件事：汪曾祺的房间失窃了。小偷不知是怎么进来的。就在汪曾祺熟睡时，小偷搬走了屋里的电视机，偷了他600美元现款。除了这些东西，小偷把汪曾祺的毛笔、印泥、空白支票本、桌上不值钱的小玩意都拿走了。小偷还把汪曾祺的多半瓶Vodka拿走了。估计还尝了一口，瓶盖未拿走。后来汪曾祺发现，小偷把台湾《联合日报》副刊主编陈怡真送他的一个英国不锈钢酒壶也拿走了。壶里有聂华苓给他灌的威士忌。
此时，汪曾祺离回家还有一个星期。他心情轻松，就看看书吧，看安格尔的诗、聂华苓的小说，还有不少美国华人作家寄给他的作品。汪曾祺读海外华人的作品，颇有意思，有的像波特莱尔，有的像D.H.劳伦斯。他们好像打开了汪曾祺多年锈锢的窗户。不过看起来很吃力，汪曾祺得适应他们的思维。他这才知道：“我是多么‘中国的’。我使这些人倾倒的，大概也是这一点。”
在感恩节的前一天，汪曾祺看见爱荷华的树叶全落了，露出深黑色的树干。草也枯黄了。他说：“我在这里还有整20天。很奇怪，竟然有点依依不舍的感情。”
事后，聂华苓给汪曾祺开了一张600美元的支票。聂华苓听说陈怡真送他的酒壶丢了，高兴极了，说：“我正想送你什么好，这下好，我再买一个送你！”她知道他的皮夹子也丢了，说：“正好，我有一个很好的皮夹子。”汪曾祺的皮夹子里没有什么，只有几十元的人民币，这小偷把人民币偷走，干什么用呢？幸好，汪曾祺的护照、机票没有被偷，否则就麻烦了。
我曾经在一个小和尚庙里住过。在国内有十几个人问过我，当过和尚没有，因为他们看过《受戒》（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看过《受戒》）。我没有当过和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打到了我们县旁边，我逃难到乡下，住在庙里。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之外，我只带了两本书，《沈从文选集》和《屠格涅夫选集》。我直到现在，还受这两个人的影响。
那年年底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蓝要和李欧梵结婚。李欧梵在爱华荷听了汪曾祺的这次发言后说：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是一种很新的理论。
11月22日，汪曾祺去参加“美国印象座谈会”。他讲了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并说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没有人的鼻子是神圣的。会后，好几位女士都来摸他的鼻子。聂华苓说：“你讲得真棒！最棒！”
谈了五个小时后，汪曾祺明白了一些美国黑人的问题。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历史，没有传统。他们的家谱可以查到曾祖父，以上就不知道了，是一段空白。因为是奴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从非洲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来的。非洲人也不承认他们，说“你们是美国人”。他们只能把整个非洲作为他们的故乡，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族名。他们想找自己的文化传统，找不到。美国的移民都能说出自己是从英格兰、苏格兰、德国、荷兰来的……他们说不出。
在讲话现场，汪曾祺还加了几句：“我认为文学不是肯塔基（肯德基）炸鸡，可以当时炸，当时吃，吃了就不饿。”10月30日这封家信的最后，汪曾祺说：“我回来要吃涮羊肉。在芝加哥吃了烤鸭，不香。甜面酱甜得像果酱，葱老而无味。听说北京开了一家肯塔基炸鸡店。炸鸡很好吃，就是北京卖得太贵了，一客得十五元。美国便宜，一块多钱，两大块。”
汪曾祺从他们的谈话里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汪曾祺说了自己的感觉。他这才感到“根”的重要，祖国、民族、文化传统是多么重要。Herbert说《根》那本书是虚构的，实际上作者没有找到根。
这一年秋天，汪曾祺旅行了半个月。路线是爱荷华城（Iowa City）—芝加哥—纽约—纽黑文—费城—华盛顿—马里兰—费城—波士顿—芝加哥—爱荷华城。
10月12日是安格尔79岁生日，晚上请大家去喝酒，谢绝礼物，但希望大家念念诗、唱歌、表演舞蹈。安格尔家的门上钉了一块铜牌，刻字两行，上面一行是Engle，下面是中文的“安寓”。汪曾祺给安格尔写了一首诗：“安寓堪安寓，秋来万树红。此间何人住？天地一诗翁。此翁真健者，鹤发面如童。才思犹俊逸，步态不龙钟。心闲如静水，无事亦匆匆；弯腰拾山果，投食食浣熊。大笑时拍案，小饮自从容。何物同君寿？南山顶上松。”
汪曾祺也喜欢作画送人。有一次作家们存款的银行请客，聂华苓想要有所表示，安格尔让她跟汪曾祺要一张画，请所有作家签名。汪曾祺让作家们就签在画上，作家们说这张画很好，舍不得，就都签在绢边上。
我读初中时，有一位老师希望我将来读建筑系，当建筑师，——因为我会画一点画。当建筑师要数学好，尤其是几何。这位老师花很大力气培养我学几何，结果是喟然长叹，说“阁下之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几何要一步一步论证的，我的几何非常简练。
我为什么写作，因为我从小数学就不好。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的不只是华文作家。汪曾祺和外国作家也打成一片。有一晚，汪曾祺11点回到五月花公寓，几个拉美作家强拉他去他们屋里喝了一杯威士忌。他们说西班牙语的作家都很喜欢汪曾祺。
10月中，陈映真82岁的父亲特地带了全家，坐了近六个小时汽车来看看中国作家，听大家讲话。晚上陈映真的妹夫在燕京饭店请客。宴后陈映真的父亲讲了话，充满感情。吴祖光讲了话，也充满感情。安格尔抱了陈映真的父亲，两位老人抱在一起，大家都很感动。汪曾祺抱了陈映真的父亲，忍不住流下眼泪。后来又抱了陈映真，汪、陈二人几乎出声地哭了。《中报》女编辑曹又方亲了汪曾祺的脸，并久久地攥着他的手。
1987年9月，汪曾祺应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1908-1991）之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991年12月20日，汪曾祺写了散文《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对这一段岁月有动人的回忆。而汪曾祺在爱荷华生活的点点滴滴，更多的是写在给施松卿的家信。写这些信时，汪曾祺有意留下这段生活的第一手记录。他到了美国给妻子的第一封信里说：“稿纸带少了。可以写一点东西的。至少可以写一点札记，回去再整理。我写回去的信最好保存，留点资料。”果然，后来他写了散文《林肯的鼻子》和《悬空的人》。在家信中，1987年9月29日，他说：“我想写一篇散文，《林肯的鼻子》。林肯有一句名言‘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林肯的鼻子可以摸，体现了这种精神。我发现美国是平等的。自由是要以平等为前提的。”1987年12月6日，他说：“此信这一部分请代为保留，我回来后也许会写一点关于黑人问题的文章。我想这篇文章的题目可以是《悬空的人》。”
“国际写作计划”每星期派车送作家去购买食物。汪曾祺发现：蔬菜极新鲜。只是葱蒜皆缺辣味。猪肉不香，鸡蛋炒着吃也不香。韩国人的铺子什么佐料都有，生抽王、镇江醋、花椒、大料、四川豆瓣酱和酱豆腐，应有尽有。豆腐比国内的好，白、细、嫩而不易碎。有几个留学生请汪曾祺他们吃饭，包饺子。但留学生都不会做菜，要请汪曾祺掌勺。汪曾祺发现美国猪肉太瘦，一点肥的都没有，嘱咐留学生包饺子一定要有一点肥的。不久后，汪曾祺为留学生炒了一个鱼香肉丝。他说：美国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白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鱼较贵。
中秋节晚上，聂华苓邀请汪曾祺及其他客人家宴，菜甚可口，且有蒋勋母亲寄来的月饼。有极好的威士忌，汪曾祺怕酒后失态，未能过瘾。美国人不过中秋，安格尔不解何为中秋，汪曾祺不得不跟他解释，从嫦娥奔月、中国的三大节，中秋实是丰收节，直至八月十五杀鞑子……他还是不甚了了。月亮甚好，但大家都未开门一看。
9月20日，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会上发言。谈到“空白”时，汪曾祺说，宋朝画家马远，构图往往只占一角，被称为“马一角”，翻译者译成“一只角的马”，美国工艺美术中有一只角的马，即中国的麒麟。这份发言在9月29日整理出来，汪曾祺独抒己见：
正当汪曾祺为回国作准备之际，有两位黑人学者请他去聊了一晚。一个叫Herbert，一个叫Antony。Herbert在一次酒会遇到汪曾祺，就很注意他。以后汪曾祺每次讲话，Herbert都去听。Herbert认为汪曾祺是一个有经验、有智慧的人。Herbert读了四个学位，在教历史，研究戏剧。Herbert跟汪曾祺谈了一个剧本的构思，汪给他出了一点主意，他悟通了，非常感谢。
汪曾祺的信札，有明人之风。因为是写给妻子的信，说的是体己话，如叙家常，笔调比散文更轻松。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写的文字，自然流露了汪曾祺当时的心境。
汪曾祺的信札，有明人之风。因为是写给妻子的信，说的是体己话，如叙家常，笔调比散文更轻松。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写的文字，自然流露了汪曾祺当时的心境。如今将这批信重理一遍，可见汪曾祺这一段“旅美心史”。
汪曾祺擅书画，特意带了画和对联送给聂华苓，安格尔一看画，就大叫：“very delicate!”汪曾祺对聂华苓说：“我在你们家不感觉这是美国。”在爱荷华的第一天，汪曾祺有宾至如归之感，他说：“这里充满生活的气味，人的气味。”
此时，汪曾祺已不想去西部旅行。他说：“我游兴不浓，因为匆匆忙忙，什么也看不到。我连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的大概方位都不清楚，只是坐在汽车里由别人告诉这里是什么，那里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梵高、毕加索、宋徽宗的画。”
二、有画意的小说
三、艺术之旅
汪曾祺说：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10月20日，他写信给妻子：“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昨天董鼎山、曹又方还有《中报》的一个记者来吃饭（我给他们做了卤鸡蛋、拌芹菜、白菜丸子汤、水煮牛肉，水煮牛肉吃得他们赞不绝口），曹又方抱了我一下。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德熙说我在美国很红，可能是巫宁坤的外甥女王渝写信告诉他的。王渝说她写信给巫宁坤，说：‘汪曾祺比你精彩！’她说那天舞会，我的迪斯科跳得最好，大家公认。天！”
他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沈从文奇迹般地痊愈了。即刻写信给妻子：“是吗？你打电话给张兆和问问看。我在耶鲁未见张充和，因为她已去敦煌。”
在华盛顿，汪曾祺觉得在航天博物馆开了眼界。阿波罗号的原件原来是那么小的一个玩意，登月机看来很简单，只有一辆吉普那么大，轮子是钢的，带齿。他看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毕加索已经成古典了，展品大都看不懂。有一张大画，是整瓶的油画颜色挤上去的，无构图，无具象，光怪陆离。门口有一大雕塑，只是三个大钢片，但能不停地摆动。美国艺术已经和物理学、力学混为一体。他看了白宫，不大。美国人不叫它什么“宫”，只是叫“白房子”。
一、生活的气味
王浩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学。1987年2月23日，汪曾祺写《金岳霖先生》一文，谈到王浩是金岳霖最得意的弟子。上课时，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汪曾祺在文中还说：“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没想到此文写后几个月，汪曾祺和王浩在纽约重逢了。
在芝加哥，汪曾祺和蒋勋去看艺术博物馆。汪曾祺看了梵高的原件，才真觉得他了不起。梵高的画复制出来全无原来的效果，因为他每一笔用的油彩都是凸出的。高更的画可以复制，因为他用彩是平的。莫奈画的睡莲真像是可以摘下来的；有名的“稻草堆”，六幅画同一内容，只是用不同的光表现从清早到黄昏。毕加索的原作，有一幅他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画《母与子》，很大，好懂；也有一些他后期的“五官挪位”的怪画。汪曾祺说：“这个博物馆值得连续看一个月。可惜我们只能看两小时。”
在爱荷华，汪曾祺改写《聊斋》故事，这便是后来的《聊斋新义》。他说：“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地。”
大概从宋朝起，中国画家就意识到了空白的重要性。他们不把画面画得满满的，总是留出大量的空白。马远的构图往往只画一角，被称为“马一角”。为什么留出大量的空白？是让读画的人可以自己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一个小说家，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去完成。我认为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一篇小说，在作者写出和读者读了之后，创作的过程才完成。留出空白，是对读者的尊重。
11月24日，他写信感谢聂华苓：“我本来是相当拘束的。我像一枚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这也是你们的影响所致。因为你们是那样感情奔放，那样聪明。谢谢你们。”
感恩节将至，汪曾祺说：“这几天大概要吃火鸡。美国的感恩节都吃火鸡。移民来到美国，发现美国土地如此肥沃，充满感谢，于是就有一个Thanksgiving的节。火鸡遍地跑，于是大家吃火鸡。火鸡不怎么好吃。大多是整只烤的。”
1987年9月1日，汪曾祺刚到爱荷华，洗了一个脸，即赴聂华苓家的便宴：美国火锅。汪曾祺喝了两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宴后，主人给汪曾祺装了一瓶威士忌回来。安格尔把《纽约时报》杂志关于汪曾祺全版大照片翻印了好几份，逢人就吹：这样的作家，我们不请还请谁？
在波士顿，汪曾祺去市博物馆参观，很棒！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在那里。汪曾祺万万没有想到颜色那么新，好像是昨天画出来的。中国的矿物颜色太棒了。他很想建议中国的文物局出一本“海外名迹图”。刘年玲带了汪曾祺去看一个加勒夫人的博物馆。刘年玲说这里的沙拉很有名，大家都叫了沙拉，原来是很怪的调料拌的生菜。在国内，沙拉都有土豆，可是这种叫作“凯撒沙拉”的一粒土豆都没有，只有生菜。汪曾祺对刘年玲说：我很怀疑吃下这盘凯撒沙拉会不会变成马。
9月11日，汪曾祺一行到海明威农场参观。一家人有几千亩地，主要种玉米。玉米随收随即在地里脱粒，然后就运进谷仓，只要两个人就行了。海明威夫妇到过中国：北京、沈阳、广州……海明威夫人说北京是很美的城市。汪曾祺抱了她一下。她胖得像一座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