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巴黎的印象，很大程度是由美国人塑造的。是的，《流动的圣节》决定了一切，它的色彩、温度与醉人的青春感，是衰老的海明威对于青年时代的追忆，巴黎代表着一位作家的发现世界与自我发现之旅。在这张巴黎地图上，莎士比亚书店超越一切，在这里，海明威遇到了乔伊斯，重新想象密歇根。况且，比起法语，英文熟悉得多。
是的，比起乔伊斯、托马斯·曼，甚至海明威，我更期待成为这种Feuilleton作家。那种长篇巨制固然惊人、散发着自成一个宇宙的魅力，它们却也充满压迫感，你必须一头扎入主人公的命运，随他的心境起起落落。一本由Feuilleton构成的书却不同，你可以随意翻到任何一页开始，漫不经心地读上两行，啜一口dry martini，发发呆，想到一位昔日恋人，再读下去。你不会担心错过什么，也不用一定要读完它，它放纵你的闲散，也在闲散中，激起你新的感受力。原来来自奥匈帝国边缘的约瑟夫·罗特是这样看待欧洲中心的巴黎，原来在这一刻，他正陷入付不出房租的沮丧，突然路过的漂亮女人，又暂时赶走了他的忧虑。
我要写一本这样的巴黎，一个出生于1970年代的江苏、在北京军队大院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的感受。这是20年前的我的志向，那时我27岁，充满了征服世界的念头，要去住最古老、豪华的饭店，与最聪明的头脑交流，和最美丽的女人约会，而这些邂逅都将汇聚成一卷又一卷的Feuilleton的小册子。
大概20年前，我第一次前往巴黎。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先贤祠，更不要说埃菲尔铁塔，激不起我任何兴趣。在圣米歇尔的一条小巷里，我欣喜若狂地发现了一家叫加州的英文书店，里面塞满了关于巴黎、欧洲以及美国的二手英文书，它们该是一波接一波的美国游客、暂居者们的遗留物。
海明威这一代美国人，认定自己是文明的边缘人，只有前往巴黎、伦敦，他们才能逃离美国的粗俗、贫瘠。对于我这一代人，纽约、旧金山变成了更亲切的存在，巴黎、伦敦因其过分漫长、庞大，反显出距离。外省人的感觉顽强的从巴尔扎克、海明威传到我身上，一个边缘者对于中心的渴望，它同时带来焦灼与动力。也同时，它令你对另一些边缘者产生特别的兴趣，他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渴望与挣扎。
20年过去了，我突然想问自己，为何这一切没有实现，而下一个20年，它可能实现吗？
忘记了是在加州书店，还是莎士比亚书店，我碰到这本《白色城市》，一个名叫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的德语作家对于巴黎的描述。它由一组短文构成，短则1500字，长也不过4000字，主题更是随心所欲，他在街头咖啡馆的随想，火车上一个读报者，冬日飘落的梧桐叶，与一个自我放逐者的偶遇……但它们的确构成了一个动人的巴黎的形象，比起《流动的圣节》，它更有一种动人气氛。
如今，我知道这种短文有个专有名词——Feuilleton，该怎么确切的翻译它？小品文、专栏，或者干脆音译为阜利通。它缘于19世纪初的法国，勃兴的报业需要短小、尖锐的文章，来填补不断扩充的版面，巴尔扎克的连载小说，或一个二流作家对于酒吧风情的短文，皆可进入此列。它也是对于政治、外交、商业新闻的补充与消解。对于普通读者，它或是更重要的内容，比起那些重大事件，眼前的短暂放松，才是更迫切的需求。1920年代的德国报业，将Feuilleton推到一个更富创造力的阶段，从茨威格、托马斯·曼再到年轻的本雅明，皆是作者。这形式似乎也正与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变动不居、充满新奇的气氛不无吻合，它有关“对大小世界的诗意观察，日常经验的所有魅力，珍爱的漫步，奇妙的邂逅，心情，感怀的闲谈，评点及类似种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