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如此，正如质押有“活当、死当”，兵法有“生间、死间”，在汉语小说传统里，批书，也有“活批、死批”之别——并非导演说的“活人批死人”，而是一种风格，一派路数。
从阿宝搬场的丙午之秋，到本文交稿的壬寅之春，彼苍者天，也注定“全部算上海” ；从小说原文到夹杂其间的批注，则只好也统统都算《繁花》了。好在作者不响，像一切全由批注者做主。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看热闹，多少也得有些门道。批注的作用，只能提供一些看热闹的门道。
什么鬼。
的确，老金活着，而且很健的在。不的确的是，老金活着，但《繁花》“作者已死”。后一个的确，的确凉凉。作者一“死”，文本复活。死去活来之间，作为万千读者之一，批注者能做的，不可能达到“诈尸”效果，充其量只是让文本多一种“活”法，给作者添一门“死”法，尽量“死”得其所。
所谓“活批”，即李卓吾、张竹坡、毛宗岗一脉，以“金批”为典范。将风中凌乱的说散本一把搇牢，于门户洞开的方块字平台上，大刀阔斧，榜掠备至；或订正bug，或径直刊落，敲金振玉，杀伐果断。借他人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直抒胸臆，生龙活虎，生猛到上头。
以“末技”于《繁花》的35万字中“填词”，岂非“填词”本“填”乎？遑论《繁花》还自带海量科诨 ，足以解困提神。但尴尬的是，虽是末技，也有会痒的时候。故批注者周旋于《繁花》丛中，每遇绝妙好词，纳头便拜；逡巡于《繁花》之广筵长席，或择适口者冷不丁也伸一筷子，把人家流水席吃成一个人的自助餐；作者拉上的窗户，就捅破它一层窗户纸，用小拇指；作者画出的一排排“公仔”，择其吹弹可破者画出粗细肠子；在作者顿笔处连番使转，于作者不响时大放厥词；故事冷场处充当气氛组，人物尴尬时打个圆场；在“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地起跑，冲向终点”的汉字马拉松赛道旁，端个茶，递个水，摇个旗，呐个喊，也不忘暗中使个绊子，戳把轮胎。
（本文为《繁花》批注者跋）
金、脂两路相隔百年，且将“生死”置之度外而论，其共同之处，即以文人人设，甘冒“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的失伦风险，从字法、笔法、句法、章法、部法、回目、结构——揭示总结出小说写作技巧——不过，“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这类貌似拆白党伎俩的“诸奇书中之秘法”事小，明清“批书党”办成的一桩大事，是“以小说、传奇跻之于经、史、子、集”，扶正了小说的正房地位，奠定了汉语小说作为“门类”的独立性，也为日后与西式小说的对标，布妥了适配的接口。
“这全部算上海”，语出《繁花》第拾壹章第一段，阿宝全家，法租界扫地出门，爬上一辆大卡车，迁往沪西曹阳工人新村，时“蝉鸣不止，附近尼古拉斯东正小教堂，洋葱头高高低低，阿宝记得蓓蒂讲过，上海每隔几条马路，就有教堂，上海呢，就是淮海路，复兴路。但卡车一路朝北开，经过无数低矮苍黑民房，经过了苏州河，烟囱高矗入云，路人黑瘦，到中山北路，香料厂气味冲鼻，氧化铁颜料厂红尘滚滚，大片农田，农舍，杨柳，黄瓜棚，番茄田，种芦粟的毛豆田，凌乱掘开的坟墓，这全部算上海”。
一顿操作猛如虎，晚明大批判，批活了词话金瓶梅，并且在百年之后，终于批出了一部从回目结构、人物主次到叙事脉络“一家人齐齐整整”的石头记。石头缝里，脂砚斋以“死批”一骑绝尘，其摆话之决绝，剧透之煞根，一句顶一万句。尤其“作者密友、亲属、甚至妻子”，真有是事，经过见过的“故事本事当事人”、甚至“共同创作者”等等身份，无疑为批注者提供了“死批”的绝对底气，活人批活人，活活批死人。不过，脂砚斋虽未给后人留下“金批”一路的活口，却将性别不明的自身成功嵌入原作，慷慨地把自己当成一件礼物馈赠后世的男女“红学柯南”，给近、当代“红学”留下了一条活路。
生前喜欢注书、拆书的艾柯发现：“文学里没有全然私人的东西，书会彼此聊天。”《繁花》就是艾柯说的这种书。作者全程不响，一切全由各色人等自说自话，自把自为。男女老少，个个话痨。批注者侧身其间，兀自话里插话，添油加醋，等于说书先生搞外插花，罡头开花。又像是北京人说的，“话赶话”，赶到哪儿算哪儿，一不小心，赶秃噜了，多嘴了 ，煞风景了，也是在所难免。无论如何，对汉语小说史上在论的那种已成“正文神圣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批注，本批注者断不敢生“相互映照”之僭越心，更未曾兴“于我心则诚不能自已也”的圣叹之志。唯期能在作者密布于字里行间的穷幽极微处，揭示阴翳一、二；兴风作浪于野马尘埃之乱流，俾使其以息相吹也。
导演说，老金啊，你搞什么鬼，批注本，那都是活人给死人做的，可你，你不是还活着吗？
尽管《金瓶梅》与《红楼梦》同读，偶有《繁花》味道，尴尬的是，作者已死，但老金健在，面对一部在体例、文字和美学上熟透于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之林的《繁花》，批注者的人设，只是一名插话人，一介起哄者，接下茬的，一个独自发弹幕的。勉强归类，大概属于被李渔定性为“填词末技”之“科诨”。
“四才子书”经才子们梳笼捯饬，理论和美学上，出落为勉强可与发源于史诗、神话、罗曼史和精神分析的西方正典“圆房”的所谓“小说”，然而，以白描见长的《繁花》，却有一种把现代汉语小说“倒退”到话本的返祖倾向。批注者，无非就着这种倾向顺坡下驴，做些勾搭、挑唆、起哄之勾当。虽然作者并未发“官人，休要罗唣！你真个要勾搭我？”之问，然而批注者仍是要循例客气一句：“只是娘子作成小人！”
至于名物注释，煞有介事，无非是强加茶淫谲谑于陷入书蠹诗魔状态的读者诸君们头上，俾其暂时出戏，制造某种布莱希特效应。
尽管《金瓶梅》与《红楼梦》同读，偶有《繁花》味道，尴尬的是，作者已死，但老金健在，面对一部在体例、文字和美学上熟透于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之林的《繁花》，批注者的人设，只是一名插话人，一介起哄者，接下茬的，一个独自发弹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