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先生成功地兼容了两者。游荡于世界时，他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战后日本的精神重建。他发明了“杂种文化”，以描述日本的特性。他的评论集《何谓日本人》，出版于1960年代初，如今仍是日本社会的重要文本，文字虽不无杂乱，洞察却无处不在。他能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之中，比如日本人的时间观、茶室的空间、能剧的情绪到天皇制之间，找出一种内在联结。
很可惜，加藤先生于2008年去世，我无缘得见。我猜，我们一定会成为某种忘年之交，尽管所处时空不同，我却感到是同路人。
我记得初读他的日本文学序论时的欣喜，它让我想起了勃兰兑斯的笔端，文学作品与其背后的时代思潮同时涌出，判断明快、有力，全不似我习惯的日本学者，他们往往拖泥带水、逻辑含混。加藤周一说的对，日本是一个美术的国家，它长于形象、视觉、即兴的感受，对于思辨、抽象概括，却常感无力。
在战后兴起的一代思想家中，丸山真男的缜密与恢弘令人惊叹，鹤见俊辅的敏捷、顽皮引人深思，但只有加藤周一让我产生特别的亲近感，他是一个游荡者，一个永远的局外人，一个日本社会很少出现的脱轨者，他能摆脱对于惯性生活的依赖，拥抱陌生的文化、习俗，并因此获得了看待日本的新视角。
加藤是一个异端。他早年受到医学训练，在十五年战争中度过青春。他有一种天生的特立独行，对于战时的军国主义思潮，有着本能的、生理上的厌恶。这段经历也令他对日本社会，保持着终身的疏离感与批判性，当他有机会前往法国时，他毅然将自己抛入一个新轨道，他放弃了医学，游历欧洲，还前往北美教授日本文学。这部文学史序论，就是教学的产物。你可以想象，面对一群加拿大青年，倘若你要说清楚元禄时代或江户末年的审美趣味，必须提供一种更普遍的视角。跨文化交流的迷人与挫败皆赖于此，熟悉的事物重新陌生化，散发出新的魅力，同时，你又可能陷入失语，挣扎于表层的交流。而且，广博与深刻常彼此嫌弃，不愿共存。
他最为迷人的著作是回忆录《羊之书》。诞生于大正年间的他，在外祖父身上，体会到明治末年的西化与江户余韵，又目睹着一个半开放社会，如何堕入极权统治，这统治又如何瓦解，社会重新摆回另一端。同时，日本深层思想结构的阴影，从未真正被摆脱。但在这样一种常令人窒息的结构中，个人仍有可能获得自由，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例。但这自由也要付出长久的代价，你被迫时刻处于警惕中、无根的漂泊中，清醒令人身心俱疲。
在战后兴起的一代思想家中，丸山真男的缜密与恢弘令人惊叹，鹤见俊辅的敏捷、顽皮引人深思，但只有加藤周一让我产生特别的亲近感，他是一个游荡者，一个永远的局外人，一个日本社会很少出现的脱轨者，他能摆脱对于惯性生活的依赖，拥抱陌生的文化、习俗，并因此获得了看待日本的新视角。他也是那种已经消亡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俳句、茶道、建筑、歌剧、绘画到文学理论、政治分析、时间哲学，无不涉猎。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我偶然读到的这段话，深感共鸣。这不正是我想过的生活吗，穿梭于世界各地，因此训练出一种敏锐的比较视角，能在熟视无睹的现实中，发现意外。这本书探讨日本的时间与空间的独特性，作者加藤周一。
“既有剧场在傍晚六点开的城市，例如东京，也有戏剧从晚上九点半开始的，比如威尼斯……位于山谷间的城镇，比如萨尔斯堡，不论走到哪里风景都很别致，坐在临近谷川的咖啡馆的凉台上，传来的是人们谈论莫扎特歌剧的轶闻……但在辽阔的草原城市，比如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埃德蒙顿，是没有郊外的，驾车跑上百公里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看不到远处的山脉，也看不洛克教堂的尖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