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位中年人是名人，来了广州也享受着名人的苦恼。书中的鲁迅颇有自知之明：“我是‘名人’了，名人就是一种摆设，大家小心地供着，供品是供完就拿回家自己吃的，不灵验了心里还要骂菩萨。”这正是鲁迅的深刻之处，今时今日的明星们，不正在重演着一出出如此大戏这般小戏？
后来，鲁迅从文明路中山大学的大钟楼搬入白云路的白云楼。这位中年人的心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白云楼变得热闹起来，各种人物都来走访，我又成了动物园里的奇怪动物，人们免票参观，我义务表演：或者僵硬的笑，或者淡漠的表情，或者无聊的言语，或者望向空中的眼神。只有夜里灯下给远方朋友写信，才有那么一些真实和沉静。”这一段心理独白，惟妙惟肖，有如亲见。
关于鲁迅的研究如同“月印万川”。对“月”而言，任何一条河川，只是千万条河川之一；对万川而言，“月”则只有一轮。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轮“明月”，月印万川。而新出版的《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吴小攀著，花城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是又一条独辟蹊径的河流，河道九曲，滔滔汩汩，再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广州鲁迅”。如此以第一人称写鲁迅十分罕见，作者借由鲁迅的内心独白，重寻1927年鲁迅在粤行踪，既是一段文学史，也是一段心灵史。
省港相连，也如今天的大湾区。鲁迅在许广平等人的陪同下到香港演讲。鲁迅说：“到了香港，我反而觉得这里有别处的中国所没有的平静，名为‘维多利亚’的港张扬着的更多是西式的高桅尖嘴大船，在雨中摇橹辛劳的是褐衣船工或背着孩子的船娘，岸边或更远的山上矗立着许多欧陆别墅。”他又怀疑自己半咸半淡的官话演讲在香港人听来会不会如广东话所说的“鸡同鸭讲”。两场演讲，一为《无声的中国》，一为《老调子已经唱完》。今天听起来，并未过时：“中国旧文化的老调子就是一把软刀子。中国的读书人就应该从洋房、卧室、书房踱出来，看看周围的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在广州，鲁迅如同今天的网红，到处吃喝游逛，打卡羊城胜景。他和许广平、廖立峨游越秀山，到了山上，登上镇海楼，凭栏远眺广州城，密密匝匝，红墙褐瓦掩映在木棉绿荫丛中，可见炊烟袅袅，可闻鸡鸣狗吠之声。微风吹拂，心旷神怡。鲁迅“瞥见广平脸颊微红，气息微喘，我把手帕递过去，她瞥了一眼一旁的廖立峨，脸兀自更红了。”结果，鲁老夫子聊发少年狂，一不小心，把脚崴了。这一段，放在今天，绝对可以上热播。这真是绝好的广州城市宣传片素材。
给《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补一个脚注：鲁迅的爱人许广平，祖籍广东澄海。清嘉庆年间，澄海县岐山乡沟南许氏第十六世孙许拜庭到番禺做珠宝生意，发迹后在现今广州市北京路高第街的许地置家立业。到道光年间，广州许地的许应骙高中进士，后曾任闽浙总督，辖下便有鲁迅的故乡绍兴。前生今世的情缘，算起来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据说，许广平随鲁迅从广州移居到上海后，每逢春节，总要说几句潮州话，做几道潮州菜，以慰故乡之思。
“文字世界尚可慰我怀”，书中的鲁迅说。事实上，爱情更可慰他老人家情怀。情感高潮在许寿裳离穗北上后出现：“有一天，夜里，仍是两个人的时候，南方的夜如此沉静，连不远处珠江的水声也似乎都能听得见。我坐在桌前灯下看书写字，她走到我的身边，并不说话。突然，她握住了我的手，我没有太多激动，似乎早就握过，自然而然。我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她竟然比我更有力量。‘你战胜了！’——自然，也是我甘于做她的俘虏。”这一刻，“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变得柔情缱绻：“这是我人生的顶峰，在一个只有两个人的世界里。”
《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中的语言，完全是一副“鲁迅腔”。一位带着绍兴口音的中年人，来到羊城，见证烟火，快意情仇：“总之，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我爱广州。不仅仅是因为广平，而是这里弥漫着的那种真实的生活本身让我感动，没有虚假的高调的演说，也许有，但与百姓无关，他们在享受着日常生活本身。对比起北京，真的是天堂和地狱，那里所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一不透着一股拎不清的无耻和无聊。哈哈，所谓政府，所谓革命，所谓文学，所谓兄弟，所谓母子，所谓夫妻，是一些多么可笑的东西。这里是化外之地。”这分明是一位“恋爱中的中年人”的爱屋及乌，因为爱“广平兄”而及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