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比较常见的有颍川（陈）、西河（林）、江夏（黄）、陇西（李）、清河（张）、太原（王）等。
从前甘榜屋的堂号多是木雕的。记者一番打听后得知，在桥南路270号的“金雕坊”可制作堂号，老板马铭泽说，一块30×15寸的手工木雕匾额，加上两个凹字（红底黑字或黑底金字）收费约680元。
一个堂号也不专属一个姓氏，如闽粤一带洪、江、汪、龚、翁、方六个姓氏共用“六桂”堂号。追本溯源，这六个姓氏都是翁姓后裔。
三人都说，有亲友到访时会对匾额感到好奇，年轻一代甚至不知道堂号是什么。
卓湘恪说：“至少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再跟他们解释。可惜我的能力有限，只影响到两位朋友，希望报道出来之后，会更多人响应在大门挂堂号。这不但能让年长一辈回忆昔日甘榜的传统，住在同一楼层的邻居，也会知道彼此姓什么。”
叶晋福说：“那些字是电脑选的，不是我写的，不过制作公司的人说要这么印。从前我们在甘榜没有挂匾额，农历新年前会找人写春联和堂号，一年后再换新的。我觉得传统应该要保留，不然会越来越没有人情味。”
卓湘恪（76岁）的父亲1896年从中国福建南安来到新加坡，家门前挂着“云峰”的堂号匾额，村里还有很多卓氏同乡。村民20世纪60年代开始养殖养热带鱼，甘榜拆迁后，热带鱼场搬到淡滨尼一带。
堂号最初是指厅堂的名称。古代同姓族人聚居在一起或附近宅院，堂号是共同徽号，祠堂和家庙匾额也会题写堂号。堂号的来源主要有地名（如宗族发源地或发迹郡名）、典故（宗族相关传故事或功业）、训词和祖先名字等。
其中一家鱼场由卓湘恪二哥经营，老家堂号匾额也搬到鱼场。卓湘恪告诉《联合早报》：“我们的屋子1955年重建时，一名村民卓添宝临摹名家字体，帮我们做了一块红底黑字的堂号匾额。他为人很热心，为许多村民免费服务。”
延伸阅读
郭治兴是和卓湘恪也不知哪里还有木工厂，只能找制作招牌的公司。制作一块红底黑字塑料匾额，当时的费用介于80至100元。
卓湘恪的做法也影响了两位朋友。郭治兴（67岁）从前住在乌鲁三巴旺“柑水厂”附近的甘榜，他说：“我记得老家有挂‘汾阳’堂号，匾额是黄底红字。听朋友（卓湘恪）讲起，就想说也去做，当时我已搬到兀兰这间四房式组屋。我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只有我一个比较‘老头脑’，要挂堂号。”
两友人跟着挂堂号
从前的甘榜，几乎家家户户大门上方都挂着两个字的堂号匾额，从堂号即可得知这户人家的姓氏和宗族发源地，有自报家门的味道。随着人们搬迁至组屋，这个传统几乎消失了，但极少数组屋居民始终保留住家门上挂堂号的做法，希望借此唤来更多人响应，一起追根溯源。
本地常见堂号
一个姓氏不止有一个堂号，如陈姓就有颍川、汝南、下邳等八个堂号。“汾阳”是郭氏众多堂号中最著名的，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受封汾阳郡王，这一支就以“汾阳”为堂号。
挂堂号知彼此姓氏
新加坡不少会馆名称也涵盖堂号，如梅汝南堂（汝南是梅姓堂号，不过周姓也以汝南为堂号）、客属宝树谢氏公会（宝树是谢姓堂号）、荥阳堂郑氏总会（荥阳是郑氏堂号）。
两人住在义顺的朋友叶晋福（77岁），住家外的堂号匾额则是木制（约200元）的，印刻“南阳”二字，右边一行小字“甲申年吉立”（2004年立），左边一行小字“叶晋福题”。
淡滨尼一带的鱼场在2001年又面临拆迁。堂号匾额过于沉重，二哥一家没有带走。卓湘恪感到心痛也无奈，于是决定在宏茂桥自家组屋单位门口挂一个。这块挂了20多年的堂号匾额，是卓湘恪当年还在念中学的儿子，请擅长书法的同学书写的。
先辈飘洋过海来到南洋，不希望后代忘记根本，所以在大门挂起堂号。堂号是姓氏发祥的本源，源远流长，不仅用以缅怀先祖和团结宗亲，也方便后代到中国寻根问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