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路还有巨大的挑战，共产党必须做到它宣称要做的事，必须继续展现创造力，贴近现实，并从这里前进；需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为未来准备。他们不想过于炫耀，但回想到100年前的光景，会有一种满足感。”
让杨荣文感到“相当意外”的倒是美国的变化，美国的对华政治议程从进取变为负面，过去的态度是：“我帮助中国发展，然后我们竞争，我有信心能赢”，今天的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会允许中国赶超美国，成了负面议程。
他反问，美国指责中国改变现状，但当全球经济比重改变时，中国怎么可能不改变现状，“你（美国）是在说：我对现状很满意，所以你不应该去改变，因为你改变了现状，所以你就坏？”
他也看到，中国或许已是世上数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等高度发达，标志中国进入新的国际化时代，这必然影响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以及中国人的自我感觉。说到此，杨荣文话锋一转，问到：人类已登上了月球和火星，到了月球和火星，是会合作与互相信任，还是大家准备带武器上火星，建立防御系统来抵御其他人类？
“到了火星要怎么做？这需要新思维，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需要一起思考。这将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精彩的新篇章，离现在也不远了。”
历史上中国的兴衰更替，每每远远辐射至国境之外，产生强大的对外冲击，今天也一样。
国际社会负评中共十八大有原因
延伸阅读
对于即将来临的建党百年庆，杨荣文的观察是，中共非常认真对待这个日子，将举行大型纪念活动，但不会有胜利阅兵，而是要深思熟虑（thoughtful）地纪念。
“我不是说西方的做法是合理的，中国在处理与西方关系时必须坚定，但是更深入了解西方的深层不安，了解这些不安的来源，对中国自身有利。有些问题（中美关系中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
杨荣文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回顾19世纪的历史，清朝衰落的时代背景，缔造了今天华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也造成了新加坡与中国非常特别的关系。过去几百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每一场大变动，新加坡都卷入其中。康有为、孙中山都到过新加坡；当中共与国民党斗争时，国共争斗在新加坡上演；当国共合作时，它们也在新加坡合作。1930年代，本地华人筹款与组织志愿者帮助中国抗日，因此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也屠杀了很多本地华人，这都是源自同一出“中国历史大戏”（Chinese Drama）。
不过，杨荣文也建议中国换位思考，更深入地去了解美国的不安。对西方人来说，守不住已经占据200年的世界主导地位，还要面对中国直视自己，说一些自己不爱听的话，是非常不舒服的。这还不仅是中国直接说了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成就，例如未经历太多挫折就登上了火星，这对西方世界是很强烈的警讯。
至于中西方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杨荣文指出，西方人往往将中共看做一个政党，在西方视角下民主的含义就是不同政党通过争取选票来竞争，相比之下，中国的高层是基于共识来选举，上世纪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不成功，最终中国从俄罗斯革命取得灵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在采访中，杨荣文充分肯定了习近平成功逆转了中国腐败恶化的趋势，至于不同国家对中共十八大的评价不一，他也不觉得意外。“这取决于是谁在发言，如果希望看到一个弱势的中国、而不是强大的中国，他们就会对习近平评价不高，因为他们希望看到中国腐败，这样外交就比较容易。”
他说：“中国认为自己是民主的，我也觉得它是民主的，是基于中国特殊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基于古希腊文中的民主含义，即人民自我治理，并没有说必须有哪一种投票制度。”
在中共迎来百年华诞的此刻，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也陷入30多年来最紧张的时期。美国“联盟抗中”的态势越演越烈，在好些评论中，中共十八大后领导层的更替，以及新领导层的作为，是导致中外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
中共支持本地共产组织的情况在1978年邓小平访新后停止，南洋华人双重效忠的问题，也在周恩来1950年代出席万隆会议时得到部分解决。然而，中国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联系还在，不只是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甚至泰国、缅甸、蒙古国，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等，都与中国仍有密切的联系。杨荣文由此提醒，由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与中共所做的决定会牵动这些国家，也影响周边民众对中国的反应，因此当中共做决定时不能只想到本国，也需要考虑到国境之外。
我告诉我的西方朋友，当你看到中国时，你没有看整张脸，而是聚焦于脸上的瑕疵……中国当然不是完美的，有的批评是合理的，但有的不是。比如说香港，我不同意有人说国安法对香港不好。今天的香港享有的民主，怎么可能比英殖民时期少？还有新疆问题，你可能同意或不同意中国的处理方法，但种族灭绝是错误的用词。
中国认为自己是民主国家
他提醒，中国快速发展其实已持续了很多年，不是2012年“一夜之间发生”的事，但是很多国家的认知还定格在中国落后的年代，直到过去几年才因为某些原因“突然醒悟”中国体量之大与成功，因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并且将这些都归因于习近平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