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至12月，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敏海、店长林荣基等五人相继失踪，数月后全部人被发现身处中国大陆并受到当局控制。事件引发各界对香港出版自由的担忧。
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本土市场狭小，但由于通讯网络完善，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主要的书刊出版中心。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也举例说，某名建制派知名学者早前准备出版一本书，主题是探讨如何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他把文稿传给一家中资出版社，竟然被退稿，原因是负责的编辑认为大陆政府已经不想用一国两制模式管治台湾。
不过，香港贸发局早前在记者会表示若接获有关《香港国安法》投诉，会交由警方处理后，翌日阿木就接获出版社通知拒绝出版该书，称“惊（广东话，怕的意思）书展出会出事”。
陈伟强分析，香港出版业界的营商环境日益转差，原因有很多，深层次的因素是港人阅读氛围每况愈下，近期的原因则和疫情有关，许多港人担心感染病毒，减少去书店购书。
文字工作者找寻生存空间
去年因冠病疫情停办的香港书展，本月14日起将恢复举办。然而，自去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不仅香港政治局面出现翻天覆地变化，对文化界的冲击也接踵而来。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日前他去逛了港九两大书店，发现湾仔的天地图书公司原来早已把中英文部合并为一层，藏书比之前少了三分之一。而日前开业的尖沙咀商务书馆，所租的地方楼底甚低，藏书可能也比美丽华旧店少了一半。
香港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也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对业界影响日深，业界均不敢出版及出售一些无关政治的社会学、牵涉批评或评论社会等书籍，今年的书展将成为首次没有新出版时政书的一年。
港人港事
然而，踏入2020年，香港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却对当地出版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陈伟强解释，在成熟的公民社会，民众阅读不同立场的书籍，有助刺激思维，拓宽视野。若全面禁止出版一些敏感的时政书如六四话题书籍，并无助于港人认识当代中国历史。他说：“退一步说，就算是建制派，要解决港独问题，一定要看不同的资料，才能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如果一下子禁止了，对大家研究港独有很大的影响。”
康文署表明，随着《香港国安法》立法，图书馆须确保馆藏遵守有关法例规定，当发现有关馆藏涉嫌内容可能违法，会以严肃态度处理，暂停有关书籍服务，与有关部门研究内容是否违反有关法例。
今年的香港书展是《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首个书展，在香港康文署以《香港国安法》为由将数十本书从公共图书馆中下架后，今年书展的书籍会否遭到审查或自我审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团体“伞下的人”成员阿木今年推出一本人物访问集《香港现形记》，以约20个人物专访讲述15件与言论自由相关事件，包括去年医护罢工、六四集会无法举办、警察搜查壹传媒大楼等。出版社前段日子已核对稿件、完成封面设计等。
阿木认为，《苹果日报》停刊吓怕一众出版社，大家见到只要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未开审即可被冻结资金甚至停运，纷纷进行自我审查。他批评，香港的言论自由正被重新定义，这将令更多港人移民离开。
至今年5月初，康文署又将另外九本书下架，5月底再将16本书下架。这些书包括政治评论人的《香港民族论》《我向霸权宣战》《来生不做中国人》等。
他说：“近来《苹果日报》停运，还有香港电台砍掉多个节目，皆令人无所适从，不知哪些内容会触及《香港国安法》底线，甚至连一些写有香港加油、香港精神字词的书籍，也有可能触犯法律，所以大家都不得不格外小心。”
彭志铭自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出版业，在过去30多年亲身经历了香港出版业界的高低潮。他创办的次文化堂，最为人熟悉的是多年来出版了不少著名的政治讽刺性书籍。譬如，次文化堂在千禧年出版嘲讽前特首董建华的《老懵董》和前高官叶刘淑仪的《扫把头》，深受欢迎，开创了香港出版政治漫画书的先河。这两本书令次文化堂转亏为盈。
与此同时，香港拥有言论自由，也被视为华语世界最重要的自由出版地，涉及六四事件、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等在中国大陆被视为敏感政治事件的书籍，在香港均有销售。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也是不少大陆人必到之处。
陈伟强慨叹，早前香港有出版社出版了一些港独书籍，港府用《香港国安法》取缔这些书籍无可厚非，但若过度拨乱反正，令出版业界的空间越来越小，长远来说对香港社会不是好事。
彭志铭：人人自我审查
业界日后或只出版旅游消闲书籍
但对香港出版业最直接和致命的影响，却不得不提《香港国安法》。自去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香港政治局面就出现翻天覆地变化，对文化界的冲击也接踵而来。港府修改电影检查指引，要求不能违反《香港国安法》、《苹果日报》倒闭、港台多个节目被整顿，皆令人感受到香港的言论及出版自由正急剧恶化。
今年的香港书展是《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首个书展，在康文署以《香港国安法》为由将数十本书从公共图书馆中下架后，今年书展的书籍会否受《香港国安法》影响遭到审查或自我审查，也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
业界过去一年出现严重自我审查现象
根据香港统计处数据，截至2019年9月，香港共有1236家出版机构，就业人数有1万6923人。2019年，香港的印刷品出口达16.74亿美元，较前一年上升5%。美国、中国大陆、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市场共吸纳香港印刷品总出口超过70%。
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本土市场狭小，但由于通讯网络完善，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主要的书刊出版中心，多家著名国际报章、杂志，以及书籍出版商都在香港设有地区办事处。
但彭志铭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对香港出版业界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压力。他说：“因为香港只有极少数出版社专门出版一些中国高官内幕、权斗的故事，大部分出版社都是出版一些正常的书籍，没有受事件影响。”
除了次文化堂，自2002年起开始参加书展的“CUP媒体”也采取同样做法。该家出版社的出版经理陶培康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每年书展都是各大出版社清货的好时机，可以在书展上售卖库存的书籍，但今年其公司会格外留意，不会把一些涉及政治或内容敏感的相关书籍放在书展上架。
分析：疫情和阅读风气低落
出版业营商环境日益转差
2020年年初，香港暴发冠病疫情，一年一度的书展被迫首次取消。时隔一年，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上个月宣布，今年的书展将于本月14日起一连七天于湾仔会展中心举行。
去年7月，香港康文署因应香港《香港国安法》实施，复检书籍的内容是否违反《香港国安法》，首次将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提出“香港城邦论”的陈云等人的九本书从公共图书馆下架。
身在美国的明镜新闻集团创办人何频，今年年初接受港媒访问时认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下，香港原有的法律不能再保护新闻自由，新闻工作者未来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窄。
上述两家出版社今年不约而同地对政治书籍“敬而远之”，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去年6月底实施《香港国安法》，列明“分裂国家罪、颠复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四项罪行。不少独立书商皆担心某些书籍会触犯界线模糊的《香港国安法》，故决定不想冒险，不会在书展销售涉及时政的书籍。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基本法》第27条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在香港，出书流程一向非常简单：作者首先找到出版社，出版社编排好后交给印刷厂，印刷完毕发行商负责把书发给各大书店。目前的《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仅集中规管书籍内有否淫亵和暴力的内容。
彭志铭说：“这些书都是批评政府的，但当时香港政府和社会很开明和开放，完全没有人给我压力。”
他说：“这个小故事和《香港国安法》无关，但说明香港的出版社也开始在看风向，再决定出版什么样的书籍。”
彭志铭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今年我们在书展只出售小说、语言文学，以及本土文化书籍，以前比较受欢迎的评论香港时政书籍都不会参展。”
他说：“犹记得千禧年前后，香港的大书店林立，终年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但纵观近来各书店，生意早已不复当年之光景，经营惨淡至极，入不敷出，令人唏嘘不已。”
出版业界空间变小“对社会不是好事”
事实上，曾出版多本中共政治敏感书籍的明镜新闻出版社，在去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就宣布结束在港业务，把工作人员撤出香港。
香港《信报》6月14日披露，部分建制派政治人士认为特区政府只把反动的书籍在图书馆下架并不足够，须循禁绝源头着手，阻止这类书籍发行，甚至要求在香港出售及发行的书籍都需要经当局审批，如果发现问题应立即列为“禁书”，不准在香港发行和售卖。业界人士相信，若港府真的实施该项新政策，将进一步打击出版业界的发展。
一向“无王管”的香港出版业界，在过去一年也出现严重的自我审查现象。
对于目前的氛围，“CUP媒体”出版社经理陶培康显得十分无奈。他估计，日后香港出版业会由娱乐及功能书籍主导。而他公司也正考虑转型，未来会尝试在网上推出订阅计划，或者转做其他项目，慢慢降低出版书籍的比例。
“《香港国安法》没有清晰的条文，比一把刀悬在头上还严重。大家根本看不见那条红线，不知道标准是什么，于是人人自我审查，以后香港出版的书可能只会是和旅游、消闲有关的书。”
一是去年年初持续至今的疫情，对香港各行各业造成严重打击，看似与出入境管制和群体活动互不相干的出版业，也处于水深火热中。
最近一段日子，一些在报章撰写时事评论及专栏的作家，皆表示不会将已登报的文章集结成书出版。多家出版社也公开表明，不会在书展销售香港政治话题书，特别是和社会运动有关的书籍。
有关活动的举办日期确定后，参展商之一的香港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就开始忙碌打点一切，包括校对文稿和印刷新书。但与往年相比，他今年还多了一项工作，就是挑出一些书籍不在书展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