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告知书明确了三件事：一是全州县在计划生育时期实行了“社会调剂”政策，将民众的亲生孩子抱走，但是没保留去向的记录；二是这对夫妻认为当年的这个行为就是拐卖儿童；三是孩子现在下落不明，生死不知。

在中国“全国打拐”的背景下，被犯罪者拐走的孩子，社会都要穷尽力量寻觅下落。“社会调剂”涉及部分地方官员的乱作为，如何弥补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伤害，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公权力造成的悲剧，绝不应该被漠视和掩埋。

邓小周的姐姐透露，事件曝光后，陆续有官员到家中了解情况，承诺帮忙寻找邓小周的下落。父母年事已高，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家人能够得以团聚。

上星期五（7月1日），广西桂林全州县的一纸文件，引起中国网民的出离愤怒。

在1990年8月，邓小周和母亲唐月英被安排前往全州县一家旅店，时任全州县安和乡计生站的工作人员高某某和几个人将邓小周从母亲怀里抱走。之后30多年里，父母一直在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这篇报道曾引起轩然大波，湖南邵阳进行四个月的调查后，否认地方官员有买卖婴儿的行为，但是对12名官员给予开除党籍、撤职等处分，理由是“工作不实、方法简单，严重违规违纪”。

“社会调剂”的恶劣政策此前被报道过，但是未像全州县一样得到官方证实。《财新周刊》2011年曾发表一篇题为《邵氏“弃儿”》的报道，称湖南邵阳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在2002年至2005年间，被计生部门抱走，理由是农民“非法收养”弃婴，但相当一部分孩子其实是民众亲生。计生办和福利院存在利益输送，部分婴儿会转至福利院，再高价交由海外家庭收养，计生干部能从中得到逾千元的回报。

全州县卫生健康局拒绝了一对夫妻讨要亲生孩子的信访要求，理由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当地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面临严峻的工作形势。县委决定，对超生家庭的子女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为了促进计生政策开展，被统一抱走的孩子去向，没留存任何记录。因此，信访人的要求不予受理。

孩子的家属接受采访时，透露了更多政策的执行细节。据《新京报》报道，被抱走的孩子名叫邓小周，生于1989年9月8日，是家里老七，属于超生。当时乡政府以及计生站要求交超生罚款，但是一开始家里没有钱，政府人员就没收了家具、电视、牲畜等做抵押。后来，邓小周的父亲大概借了几千元（人民币，下同），但是仍旧未能交齐罚款。

告知书写道：“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

“社会调剂”冲击最基本的人伦道德底线，全州县麻木冷漠的姿态对民众朴素的情感进行了二次伤害。桂林市星期二（7月5日）通告，责成全州县对漠视群众诉求、行政不作为的县卫健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官员停职检查。

中国民众对于计划生育并不陌生，全州县的一纸文件将几十年的旧事重新摆在面前，唤起网民对于严厉政策的记忆，部分微博评论还提到山东省冠县、莘县在1991年的“百日无孩”运动。这场运动骇人听闻，但是并未得到证实。不过，不少中国地方政府在履行政策时层层加码，强迫妇女引产等暴力计生案件不胜枚举，造成很多惨绝人寰的悲剧，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调剂”一词，在中国多用在高考生报考志愿上，若第一志愿落选，考生被调拨到招生不够的专业。“社会调剂”可以理解为，政府使用公权力没收超生的孩子，分配给没有孩子的家庭。全州县的文件承认，在30多年前，原来孩子也能像物资和商品一样，被没收和调剂。这不仅突破伦理底线，甚至挑战一般人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