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根据她初步与35家跨国企业访谈的结果，这些跨国企业早已在中国形成复杂且不可取代的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退出中国市场将使他们失去商业优势，更会失去创新和国内投资的资金来源。
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也从1月起，针对汽车、航天、国防与其他重要行业的100多家公司进行调查，以追踪美国公司对中国晶片（又称芯片）技术的依赖程度。
任美格也提到，在这种情境下，许多跨国企业一方面开始感受到来自母国的政治压力，希望它们移出中国；二来也确实感受到中国变得不那么友善，纷纷转移生产链，寻求“中国加一”，以分散风险。
不过，分析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结构未变，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仍将对中国实施“小院高墙”围堵政策。
任美格指出，过去10年中，中美之间最大的对抗集中在企业层面，例如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祭出禁令，对中国采取出口控制等。
她认为，这与美国对俄罗斯基于传统安全威胁所实施的经济制裁不同，而是源于经济相互依存的新型安全困境。
对于中美竞争的本质，她认为，这是源于两国存在高度经济相互依存所产生的安全困境。
她分析，这种对民营经济的高度控制，令欧美担忧将构成实际军事安全威胁，因此对中国相关企业实施制裁，并试图脱离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又加剧了北京对政权安全威胁的不安，进而加强管控，欧美见此则加强反制，最终在双方层层加码下，便陷入安全困境循环。
任美格指出，中共早在21世纪初就意识到国内经济发展，可能对政权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通过推动对私营企业掌控、国家掌控企业股权，或者推进党国在民营企业治理的角色等，甚至要求跨国公司表达政治忠诚等等，以确保政治、经济安全，而现在更是如此。
中美经贸关系近期看似趋缓，但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任美格（Meg Rithmire）认为，中美竞争的根源在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却又缺乏互信，已陷入安全困境循环。
中美元首去年11月在旧金山会晤后，两国关系看似稍有解冻，经贸层面也恢复事务性沟通，美国贸易代表署去年底更宣布，将延长对中国进口产品301条款豁免期限五个月，到今年5月底。
因此，任美格认为，即便美国希望大多数公司停止在中国的投资，转向印太地区，却终究难以实现。而这些企业未来将如何决定，很大程度会影响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值得政治学者高度关注。
熟悉中国政经研究的任美格星期四（1月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以“经济相互依存已死？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中美竞争以及亚洲的未来”为题，发表专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