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总理李强上周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面向全球政商界领袖承诺，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但大家都清楚，浦东开放之门能开到多大，最终要看北京在经济目标与政治需求之间如何权衡取舍。
去年和落户浦东的一家外国企业负责人闲聊时，对方提到，在浦东经营的优势是政策支持力度大、新产品审批流程快；缺点则是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加剧，“时刻要小心翼翼”。
不过，浦东方案出台后，舆论质疑随之而来。有网民调侃：“一边哄人来，一边‘抓间谍’，这样的地方谁敢来？”还有人说，几年前政府就放开互联网大厂进入电信领域，“现在除了三大传统电信运营商，其他家加起来占比有1％吗？”
对于中国来说，浦东综改方案更重要的意义，是为其他地区扩大开放进行试点，尽快总结出可供借鉴和复制的经验。就像《方案》中要求的那样，到2027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制度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
多家市场机构近期公布的数据也显示，由于企业租赁需求疲弱，上海写字楼去年空置率大幅上升，租金则降至近10年来低点。更有消息称，除了已列入计划的项目，上海今年不再审批新建商场和写字楼。
不难发现，虽然两份方案都提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但深圳方案更侧重国内改革，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方面，如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数字人民币等领域着墨较多。浦东方案则聚焦对外开放，着重解决外国资本和人才进入中国市场的痛点。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全区经济占上海比重仅为8%；到了2022年，上海GDP三分之一都由浦东贡献。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本周参加市人代会浦东代表团会议时形容，浦东是上海的一张“王牌”，“要把它打得更好”。
浦东方案出台后，难免被拿来与2020年10月出台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对比。同为中办和国办批复的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深圳和浦东的目标和路径却大不一样。
舆论目光聚焦股市起落之际，不少人忽略了本周另一个重磅宣布：星期一（1月22日）公布的《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
上海官媒《解放日报》评论称，《方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策红利，而是要通过具有突破力度、引领价值的深层次改革，进一步破除瓶颈、释放活力。
针对外企关注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方案》支持浦东的临港新片区探索建立安全便利的数据流动机制，创新数据监管机制，积极探索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措施。
为吸引更多跨国人才，《方案》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担任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张江科学城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法人，允许外籍科学家在浦东领衔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等。
延伸阅读
彭博社本周也报道，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降价30％出售旗下一座位于上海的办公楼，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折扣，不光反映上海办公楼行情不振，更凸显整体商业信心低迷。
这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方案，支持上海浦东新区率先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通过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赋予浦东更大自主权，支持推进“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
就在方案出台隔天，上海公布去年全市GDP增长5％，低于5.5%以上的预期目标。这也是上海自2022年经受封城冲击以来，连续第二年经济增速未达标，显示当地经济仍未从疫情中完全复苏。尽管住宿餐饮业迅速恢复，但金融业去年贡献的财政收入下降3.9％，对这个金融枢纽无疑是一记重击。
如今的浦东不再是30年前的白纸一张，接下来的开放之路预计也难以如履平川。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以及要和中国打交道的世界，浦东再次扩大开放的尝试仍有值得期待的意义。
深圳综改试点方案出台当年，中国官方也首次提出“内循环”概念。在外界担心中国会加速与世界脱钩时，四年后出台的浦东综改试点方案，则清晰表明中国未来发展离不开“外循环”。
若将陷入发展瓶颈的上海视为中国的缩影，浦东改革试点方案就是助推上海乃至中国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当制造业开放已基本见底，是时候让电信、医疗等服务消费市场吸引投资；当办公楼等有形资产已供大于求，要靠数据这类无形资产的跨境流动创造商机。
《方案》提出的23条政策中，有不少是近年来外企关心的内容。例如在市场准入方面，《方案》允许浦东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包括探索放宽电信服务、医疗健康等市场外资准入限制，推动金融双向开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