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演讲内容很快被全网删除，高善文的自媒体账号也被屏蔽。中国媒体本周报道，多地证监局要求券商加强对公开言论的管理，尤其是要求首席经济师、券商分析师、基金经理等管理自身言行，严管引发负面舆情的行为。
上述调查报告在2022年8月就已发表，但两年后它再度因媒体报道而受到关注，说明这一趋势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日渐凸显。
哈通社的一则微博写道，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由于人口外迁和经济不稳定，许多妇女不敢生育。2021年，全国人口只有1480万。但通过不断完善生育保障，为女性经济赋权，以及在教育方面贯彻男女平权等措施，今年全国人口已增至2024万人。
经济局势和人口趋势联系紧密，解决问题的逻辑也一脉相承。要走出性萧条、提高生育率，靠的是提升年轻人预期和女性权益，而不是把女性当生育机器；正如要刺激经济活力，就得提振市场信心，维护企业利益，而不是把经济师视为宣传工具。
道理简单直白，但往往知易行难，就连直面问题都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好在经济冷暖和人口多少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即便换了个说法，人们还是能从日常中感知到什么是真实。
经济形势低迷影响性生活需求，性生活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生育率下降；随之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加剧，又为这个人口大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调查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今年初受访时分析，经济形势越差，年轻人的性活跃越低。她引述接触到的中国年轻人说法称，当下社会竞争太激烈，“恋爱或性带来的愉悦感，都比不上考上研（研究生）、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快乐”。
也难怪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个月举办的一场演讲上，该校的俄罗斯、中亚问题研究专家王宪举在向主讲者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提问时，问的既不是哈萨克斯坦改革这个演讲主题，也不是他的专业国际关系，而是：怎么能让女大学生们“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早生、多生孩子？
无独有偶，关于性萧条的媒体报道近期也被下架，社媒上的讨论观点陆续消失。
此外，在拥有配偶的95后受访者中，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的男女比率分别为14.6％和10.1％，远高于更年长的70后和80后。
卡林回答，他育有六个孩子，但“都不是强迫的”，并强调：“不要强迫妇女去生孩子，或者改变她，让她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进一步解释，有退休金的老年人每年收入稳定增长，“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而年轻人收入增长确定性大幅下修，或是找不到工作，或是找到的工作与预期有显著落差，“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
正当经济学家还在争论中国经济会不会走向萧条时，互联网已经宣判中国年轻人陷入“性萧条”。
高善文对比了冠病疫情后各省级行政区消费增长与人口老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他将这个反直觉的结论概括为“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这起事件本周在中国互联网引发热议后，哈萨克斯坦官媒“哈萨克国际通讯社”连发七条微博，介绍当地如何从不同层面提升女性权益，还为此创建话题“女性权益的发展如何促进哈萨克斯坦的繁荣”。网民调侃：“哈萨克斯坦为了和逼女性生孩子的中国学者划清界限，也是拼尽全力。”
这样的状况，让人联想到中国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师高善文本月在一场投资讲座上的发言。
延伸阅读
高善文在本月初的演讲中列举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后话锋一转，指好消息是9月26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开始正视经济增长层面存在的问题，并准备采取强有力措施解决问题。
高善文说的是经济形势和消费信心，却也能对应中国年轻人对性生活的态度。如果年轻一代每日疲于奔命，“光是活着已经竭尽全力”，又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满足其他生理需求，去发展一段亲密关系？
一份由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发起的“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最近在网上疯传。这个调研了约7000人的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日益下降，只有约一半的“95后”每周都有性生活，频率低于80后和90初生人。
对性生活需求减退，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以日本为例，在泡沫经济最旺的1980年代，六七成18岁至34岁男女有交往对象。泡沫经济崩盘后，日本逐渐向低欲望社会演化；2015年时，20岁群体中逾七成女性、近八成男性没有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