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名分”与“经济名分”
而“革命名分”概念，一般都是在社会特定时期被某种政治力量使用的一种工具。相对经济名分的理性操作模式，革命名分基本采取暴力模式，包括思想暴力、语言暴力、身体暴力等整体性暴力操作，才能推动这种非理性的社会分层的基本实现。大动乱、大革命、大变动，一定与现存体制和制度结构形成对抗。打破现存制度的前提，就是打破制度的社会基础，即以经济名分为标准形成的阶级分层。打破不是目的，而是为建立一个取代现存制度的新的制度。革命名分通过暴力方式，快速地重置了上中下层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地富反坏右等下层阶级的非理性阶级分层，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严重社会后果。
因为“文革”期间，在“革命名分”概念下，人的身份是被指称的，随意、主观和粗糙的任意指称，这就给任何手握这种权力的人，有了泄私愤、报私仇的各种机会。而社会群体本身隐含两个含义，一个是具体的人，一个是抽象的人。“革命名分”只能非常牵强地解释抽象的人，就如阿伦特所言，“是行政性结构性行为，进而构成了整体性犯错的条件、环境和气氛”。而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在作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事件和行为时，就必定是十分离奇和荒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和语言暴力对人的伤害是深层伤害，其伤害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所以，《史稿》作者对上海“市革会”写作组予以大笔墨叙事的意义也在于此。
20多年前，李逊女士曾跟我说起，她在研究“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运动，我没在意。20世纪90年代，她去了美国，还是为了这个研究项目。21世纪初，她返回了上海，继续为这个项目奔波，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已经从上海“文革”工运史拓展为整个上海“文革”运动史了。今天，刚出版的100多万字的新书《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下称史稿），就搁在我的案头。当面对耗费了作者20多年美好光阴、凭借作者的信念和乐在其中的坚持而完成的书稿，不得不让我肃然起敬。
细读《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字里行间的纷繁、离奇、诡异、荒唐……那个年代所有的人生乱象，向着我们蜂拥而来。对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而言，就像一幅大型历史风景画和动态全景画，它带着强大的历史张力，缓缓展开。
《史稿》作者，因为是当代史撰写，大量资料阅读、辨识、甄别就是首要工作。落定的官方档案至今未解密，只能以散落在民间的资料为主。虽然“文革”时期，传播介质比较单一，但还是生产出非常多的信息资料。作者面对的是海量的传单、大字报、学习资料、批判材料，还包括公告、文件等半官方材料，还有各类组织的文件和内部资料。资料来源越来越多，不断发现也就意味着不断否定之否定，需要十分认真阅读、比对、核实、甄别。这种阅读和核实的过程，工作强度非常大，绝对是重体力+重脑力复合劳动，经常为一个刚反复求证并形成的事实判断高兴不久，就被新发现的材料而否决，这种心神俱疲感，有时真让人崩溃。
上海“市革会”写作组，其早期源头是在“文革”之前，从样板戏的策划和操作到批海瑞罢官，写作组的早期政治思想霸权症候已经形成。“文革”中，区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实行身体暴力，作为上海工人运动形式变体的写作组，基本是思想暴力和语言暴力的执行者。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理论的御用转换，为“革命名分”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这也是国家层面的行政性动员机制和控制机制形成的思想基础，从政治学上或社会基本伦理上，建构一种能产生全民性认同的价值观，实现人们和社会从抵抗到拥护的意识反转。
显然，作者提出的“革命名分”概念对应的是“经济名分”概念。经济名分不但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社会群体分层的基本依据。“经济名分”的阶级认定标准是财产占有量，其中包括两个辨量：一个是财产可量化；另一个就是财产类型可分解。“经济名分”的历史合理性在于，它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充分体现了社会、历史、意识的逻辑性进步。这样一种名分，其稳定的基础是依靠法律对合法财产的保护，以及超越不同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趋同的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支撑。虽然对财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解释，各个历史阶段、各种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设定，但基本都认可并维护这种经济名分。这种整体性社会评价力量不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也是对人类天性的一种保护。
撰写当代史
同样，相对于经济名分的长期性实践，“革命名分”的荒诞和不稳定性，也就注定了这种模式的短期性。今天，作为国家层面的整体的观念反拨，需要民族性意识反思。《史稿》正是通过本书，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该如何从感情思维迈向理性思维，并形成社会的整体理性意志和自控能力。
如何驾驭这样大的历史题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整合纷繁的线索，梳理出清晰的写作脉络，叙事展开要有逻辑，与事实要形成准确对应，还要符合基本的学理规范。作者在《史稿》写作中，创造性地发现并提出了“革命名分”的概念，继而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可扩展的叙述句式：“革命名分的诱惑”，这不但准确而又有说服力地落实了写作的逻辑起点，也顺利地形成书稿主体脉络。
这种所谓的“革命名分”概念的形成，其实已经持续发酵了几十年。1949年后的社会，经历过各类运动的清洗，已基本消灭并重构了经济财富概念，只是到了“文革”期间，发展到概念荒唐性实践的顶点。但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社会阶级分层一直处在十分尴尬之中。当脱离整个世界价值伦理轨道后，就需要设计一个新的政治伦理，赋予“文革”行为的正当性。“革命名分”就是这种历史过程发酵的必然结果。
思想和语言暴力伤害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让历史活过来，是撰史的一种境界。而活过来的前提是接近真实，还原历史细节。
（作者为上海同济大学教授）
细读这部书稿，字里行间的纷繁、离奇、诡异、荒唐……那个年代所有的人生乱象，向着我们蜂拥而来。对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而言，就像一幅大型历史风景画和动态全景画，它带着强大的历史张力，缓缓展开。同时，书稿又像一个平静的叙述者，故事中充满着细节和活的生命形态，记忆、经验连同感情一起被惊醒。
《史稿》面对的是长达10年的“文革”史，作为“文革”重镇，上海有着特殊的地位。《史稿》准确的锁定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和上海“市革会”写作组，这两个上海“文革”造反运动中的两个典型对象。从现象上看，北京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缘起，反体制、破制度是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后果。但红卫兵运动高潮只持续了近两年，大部分学生就上山下乡被放逐了。而差不多时间兴起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才是“文革”的主力军。上海工人运动和上海“市革会”写作组，是贯穿上海整个“文革”史、影响全国的两个典型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