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用以彰显内心和世界的信念，也解释了为什么“文学”和“文化”对现代中国如此重要：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文学革命，作为“欲新一国之民”的基础；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各自呼吁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20年代的激进分子宣导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30年代瞿秋白号召文化革命；40年代毛泽东将文学改革列为共产革命的要务；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文学成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媒介；80年代，文化热风靡一时，而9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全中国热议的对象——虽然一般大众可能并不阅读文学。
应：编文学史是一项浩大工程。最初是怎样的机缘，让您着手构思编一部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回顾《新文学史》成书始末，王德威教授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强调，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文”的文学史，力求展现“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杨廷筠正是一例。中国文学现代化曾被认为缘起于白话文学运动；但晚近的研究显示，维新的想象同样来自“文”这一传统概念的内部转型，甚至传教士孕育的翻译文化也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为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
2008年哈佛出版社最初提议时，我颇为犹豫。没有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关注文学史。文学史作为文教机制，其编写及阅读与政治氛围形成微妙对话。但也恰因如此，我们需要反思文学史的书写。所以我最终还是被说服了。
王：《新文学史》的中译正在进行，出版社是广西师大“理想国”，预计一年左右时间可以完成。
题记
《新文学史》所导向的华语语系视野显著有别于过往文学史，甚至可能引起异议。我引入华语语系的概念，是希望在比较的视野下，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增益其丰富性和“世界性”。作为一个由语言出发的概念，汉语是华语语系文学的公分母。“华语语系”不必限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也不必与以国家定位的“中国”文学抵牾，而是可以成为两者之外的另一介面。我要强调的是，过去两个世纪华人的经验如此曲折复杂，跨地域的互动如此频密丰富，不应该为单一的政治地理所局限。有容乃大：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里看待现代华语语系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多所体会。
应：传教士的身影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而杨廷筠在“文学”和“literature”之间构筑的链结，意义深远。您这些年一直在问，来到现代的当口，何为“文学”？
应：这何尝不是一种方便法门，更兼一石二鸟，追问“文学”为何，“文学史”又为何。
王：这里牵涉的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的内容范畴而已，也包括“文”与“史”的辩证。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谈文类无非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谈现象则是各色“主义”加“后学”，久而久之陷入窠臼，甚至沦为学院八股。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彰显文学史内蕴的“文学性”：文学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学科历史，应该像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文本的自觉。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判断，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不断被检视。《新文学史》的作者们以不同风格处理文本内外现象，就是一种有意识的“书写”历史姿态。贯穿全书，文学和历史互为文本，构成多声复部的体系。
王：如果必须为全书寻找一个关键词，那么“‘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大致可以概括。“世界中”（worlding）是海德格尔的一个术语。海德格尔将名词“世界”动词化，凸显世界作为一个开放的、涌现的过程，生生不息，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我认为近世中国文学“遭遇”世界后所显现的常与变，促使我们思考古典“文”的现代性问题，与海德格尔的“世界中”概念有微妙的共鸣。
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哈佛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系列中的第四部。之前已经出版了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新文学史。这三部文学史都一反以往文学史那种以大师、经典和历史事件来贯穿的线性书写，代之以看似武断的时间点和条目，由此构成散点辐射式脉络，充满新意。美国那一本尤其精彩，它描述美国的奋起之路如何倚赖群策群力的想象，整合文学无中生有的力量，甚至宣告，“美国”就是文学。《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受到前三部文学史的启发。
我希望有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新文学史》所致力的思考、想象历史的方式。全书一方面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另一方面，书中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引爆点，透过散点辐射，牵一发而动全身，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视作一幅有多个切入口和突破点的坐标图。我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来反思，何为“中国”“现代”“文学”。
应：《新文学史》的中译本大约何时可以与读者见面？
王德威教授简介（David Der-wei Wang）
王：是的，对抒情传统的关注让我不断叩问这个问题。华夏文明历史悠久，和前三部即法国、德国、美国的文学史相比，我们必须思考，现代中国如何因应或背离如此丰富的传统资源。中国文学的“文”源远流长，意味涵盖图饰、样式、文章、气性、文化与文明。尽管采取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类，奉行由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概念的“文”和“文学”之间，对话依然不绝如缕。也就是说，现代作家和读者不仅依循西方的“模拟”（mimesis）观念，视文学为存在的“再现”（representation），也呼应传统，视文学为参与彰显世界变化的过程。我想特别强调由“文心”驱动、作为“彰显”（manifestation）的中国文学。文心、文字、文化与家国、世界有机相连，因此，对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文学不只是虚构与真实的辩证，更是一个持续铭刻、解读生命自然的过程，一个发源于内心并在世界上寻求“彰显”的过程。
应：恰因如此，文与史，文学与政治，在中国语境下有如此密切而错综复杂的关联。
应：说到多声复部，这让我想起这本《新文学史》的另一特出之处，即其开阔的架构，尤其对华语语系人文视野的强调。从旅行到旅居，从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海外华人的历史经验和中国作家的域外涉猎，占据全书相当比重。在我读来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因为这本文学史在海外编纂，纸页内外，不同地域背景、不同“中国经验”的作者们与他们笔下的人物之间的参差映照，心领神会，构成另一种文与史的互涉。
应：这部散点辐射式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体例和传统文学史很不一样。全书依编年顺序，161篇文章——或者说161则故事——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连缀成一部厚逾千页的文学史。在我读来，第一印象是，这些故事很好看，可读性很高，让这部文学史成为一部饶富文学性的文学史。进一步说，这些故事也很有个性和棱角，它们和以往文学史之间或隐或显的对话与反诘，正可谓“众声喧哗”。
应：早些时候我们谈到“现代”何来，“文学”为何，此刻涉及华语语系的广阔地域和弹性边界，一个由此触发、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为何？正如她的欧美姊妹篇，《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依惯例，仍然是以一个国家的文学史的面貌出现的。然而细读之下，读者会发现，这本文学史在多个层面上对国家建制做出反思。
王：中国文学的“现代”世界是如何开启的？这个问题值得一再追问。目前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论多半追溯到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困局，引发有志之士以文学救国的壮志，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等等接踵而至。但是，列举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是否就足以解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我想不然。
王：这是一部不求面面俱到却试图“用管窥天”的文学史。我邀请来自美、欧、亚三大洲的143位学者作家，各自取角，发挥所长，每人写一到两则“故事”。与习见的纲举目张的文学史相比，这本文学史不求全，尽管长达千页，却不是“完整”的文学史。站在海外的立场，受到人力和材料的拘限，如何在“随机”和“有机”、“挂一漏万”和“以小观大”、“一家之言”和“众声喧哗”之间，发展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架构，是选择这样的体例的最大挑战。
王：本书的143位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地，华裔与非华裔的跨族群身份间接说明了众声喧“华”的特色。
作为近年英语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风潮的又一尝试，《新文学史》在酝酿过程中即倍受关注。历时五年筹备，这部厚逾千页的新著打破常规，采取编年顺序，161篇文章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以点窥面，众声喧哗，呈现自晚明至21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历史和多元地貌，更对何为“中国”“现代”“文学”提出创造性反思。
应：一言以蔽之，您将如何概括描述这部《新文学史》？
归根结底，这是一部“文”的文学史。“文”不是一套封闭的意义体系而已，而是主体与种种意念、器物、符号、事件相互应照，在时间之流中所彰显的经验集合。透过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交流穿错（transculturation），“文”的媒介衍生，文学的地理版图想象，这部文学史不仅回溯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考察世界如何被带入中国。
王：我们来到文学史和国家代表性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民族和文化的实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定义。当我们讨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中国”可能意味着一个由生存经验构成的历史进程，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一个政治实体，以及一个“想象共同体”。1949年后，中国现代文学逐渐两分，分别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论述掌控。虽然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在20世纪中期冷战年代，对文学活动的控制却是惊人的相似。时至今日，“中国”在不同情境下，已被后社会主义化，去殖民化，后现代化，解构化，性别化，甚至去中国化。“中国”在台湾如何表述日益成为棘手话题。而在大陆，随着“大国崛起”的呼声，“中国梦”俨然成为团结爱国情绪的新指标。
应：何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个问题，或者说三个问题，贯穿您数十年来的治学。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首先，我们来谈谈“现代”的问题。作为一部断代史，这部《新文学史》必得有一个起点。读者会注意到，这部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杨廷筠皈依天主教后，受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启发，将西语“literature”译作“文学”，成为目前所知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滥觞。这个起点非常耐人寻味。
《新文学史》对目前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三段论式史观提出修正建议，不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根据既定的时间表、线性向前推进的过程。纵观全书，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以“现代”为名的向往或压力都可能催生种种创新求变的可能，而世事多变，历史的每一转折未必导向“所有可能的最好世界中的最佳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这本文学史采集了那么多历史时刻，屡屡见证“过去”所埋藏或遗忘的意义，其“始料／史料未及”的时间纵深，非后见之明无以照亮。
作为政治的寓言／预言对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热潮与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影响，传统“文”作为“彰显”的命意依然深入人心。共产党政权尽管处处颠覆传统，却牢牢守住“文”（以载道）的传统。从向党“交心”开始，到社会主义天堂的最终实现，文学无所不在。当国家领导人交代人民“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梦”时，我想，文学读者要发出会心的微笑。
由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主编，集合美、欧、亚三大洲143位学者作家之力完成的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中译《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简称《新文学史》），今年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这是《新文学史》与过往文学史的另一不同。从晚清画报到网络游戏，从伟人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这部文学史包罗各种文本和现象。传统文类自不待言，书中也展现“文”的各种媒介衍生，如书信、随笔、日记、政论、演讲、教科书、民间戏曲、少数民族歌谣、电影、流行歌曲、连环漫画和网络文学等等。不仅如此，撰文者也“各行其是”，各有态度、风格和层次。夹叙夹议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甚至虚构情景者亦有之。例如，哈金的文章重建了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前夕；王安忆遥念母亲茹志鹃写作生涯中的三个关键挑战；韩依薇（Lari Heinrich）建议读者阅读他悼念酷儿作家邱妙津一文时，可以从任何一个段落进入文本。这种种都和我们熟悉的制式文学史叙述大相径庭。
应：文学作为“彰显”，形式不必囿于文字。比如五四前夕，李叔同出家持律，其后半生以血肉之躯示现大乘菩萨道的救世理想。再如60年代，林昭血书明志，以肉身的陨灭演出社会主义的残酷剧场。《新文学史》凸显“文学”的力量，我想应该说，是最广义的文学。
近年中国史学界流行“从周边看中国”的论述，即在提醒我们，中国历史的建构不仅是“承先启后”的内烁过程，也总铭记与他者——内陆的或海外的他者——的互动经验。《新文学史》不刻意敷衍民族国家叙事线索，反而强调从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路。中国现代文学的兴发，原本就始自内与外、古与今、雅与俗的凑泊交汇，是全球现代性论述和实践的一部分，更是千万人的生命经验——实在的与抽象的，压抑的与向往的——的印记，而不必只是国家主义竞争下的产物。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2004年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版中英文著述数十种，最新著作包括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主编，哈佛大学出版社，2017），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