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对社会现象与国际时事的论述，如泰国十月风暴、马华内斗的来龙去脉、议论圣淘沙兴建高尔夫球场、抗议本地巴士车资涨价，都带有批判的味道。它所发表的文艺创作，带着浓重的现代文学色彩。这种特点在前两期非常明显，沈璧浩、吴伟才、迈克、莫邪、文恺、南子、陈家毅、薛依云都是当时现代文学的拥护者。根据成君在薛依云《坐看云起时》一书的序文，依云“曾担任1972-1974年社会评论杂志《蜗牛》文艺版主编”。就文风而言，《蜗牛》与《猎户》《茶座》《前卫》《接触》是属于70年代前后同类格调的杂志群。前两期的《蜗牛》，除了文艺创作，也尝试在西方绘画与电影的评介上着力。此外，这时期的《蜗牛》十分重视通过照片特写镜头，呈现社会的生活面，是本地刊物上少见的“摄影文学”作业。沈璧浩清楚记得，那时为了配合重点话题，他和伟才还背了相机穿街走巷猎取草根性的镜头，“在《蜗牛》里用大胆的编排方式呈现出来。”在那年代，这是新鲜的尝试，数十年后也没失鲜。
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政治氛围来到“台风尾”的阶段，新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仍有若干心怀社会理想的青年，发不平之鸣，而表达异见的杂志仍络绎于途。那是具血气时代最后的一把声音，阿兵哥训练时常用的表述——last burst of fire——此后，社会进入了安静的状态，文字里流淌的激情浅了。
也冒现了若干追求现代表达，引进西方现代思想，同样关注社会现象的期刊，《蜗牛》是其中之一。《蜗牛》于1972年底创刊，1974年末停刊，前后历时两年，出刊六期。
第六期，还有一篇颇为吸睛的文章——《下新加坡报纸的半旗》——文章的撰述缘起，与政府宣布1975年1月1日起落实‘报章与印刷馆法案’有关。它说：“报章与印刷馆法案赋予当局无比巨大的权力，让它控制报纸”、“我们就将进入一个新闻黑暗时代”。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的右侧，是一则“编者的话——可能是最后的话”：“我们的出版准证将于今年12月31日满期。明年的准证是否能得到，谁也没有把握。如果当局真的不能容纳这本‘站在本地人的立场，从本地人的观点’去批评本地的事情的杂志的话，我们只好在下新加坡报纸的半旗的同时，也下杂志的半旗。”
任君在同一天也给我发来短信：“今早约了郁群到英培安家楼下早餐，璧浩也来。已经确定培安没有编过《蜗牛》，倒是璧浩，原来是《蜗牛》第一和二期主编，之后他就退出了，而我是在后两三期才加入的，所以和他在《蜗牛》没有交集。朝恒应该是第三期开始才当主编吧？”
《蜗牛》是时事评析与文艺创作兼备的综合体，这种特色在前两期非常明显。第三期以后，文艺的色彩逐渐淡薄。前期的《蜗牛》，有若干《猎户》的影子，彰显了以现代观点剖析社会的强烈意愿，以及从西方杂志中取文翻译的重视。它也与《猎户》那样，十分着重版面与插图的设计。在某种意义上，《蜗牛》是《猎户》1971年9月停刊后荡漾的余波。
根据这些“新出土”的资料，以及平日收集的零碎信息拼合，《蜗牛》首两期的主编是沈璧浩；第三、四期是萧朝恒；最后两期的编辑要角是张克润与林任君。
《蜗牛》爬行两年，出版六期，它在下半旗的仪式中下了自己的半旗，行程结束了，留下一代青年对社会呼唤的短促旋律。
去年12月，当我琢磨如何联系萧朝恒之际，沈璧浩的面簿捎来信息：“上班前如常到咖啡店与英培安、杨郁群吃早餐喝咖啡，今早，郁群还约了一位稀客——林任君。一谈，场景就拉到我们的学生时代，共同兴趣和对当时社会时事的关注，把我们几个不同院校：公教、立化、南大的年轻人串联在一起……那时，我们贯穿在不同的空间，书写、论事、办杂志，也碰出火花和热量。”
最后四期的《蜗牛》社会色彩强化了，文艺作品大幅度减少，版面设计不再受到重视，时事评析的分量主导着刊物的内容。尤其是对新加坡大学学生会所涉及的社会活动及它面对的压力，有具体的报道，尤其是学生会会长陈华彪与时任副总理杜进才博士在新大迎新会上的唇枪舌剑。英培安在《前卫》的专栏《安先生的世界》也见于《蜗牛》第四与第五期。《蜗牛》第五期出版时，夹着一份打字油印的“蜗牛临时特稿”——《美国游艇厂事件的综合报道》，把当时设于裕廊的美国游艇厂裁员并停工二周，使千余名工友被迫休假而引发罢工的事件做了详细说明。新加坡大学学生会在这起事件中声援工友，最终导致学生会会长陈华彪被捕，另六名外籍学生会理事被驱逐出境。到了《蜗牛》第六期（最后一期），它红彤彤的封面标示着四个醒目的大字：“正义何在？”，底下五行小字：“针对陈华彪等人因美国游艇厂事件被提控，有读者来函询问详情，可是案子已上了法律程序，因此无法公开发言以回避藐视法庭的指控，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说什么……我们谨把这一页献给一切为正义而斗争及牺牲的人。”
我去年与文化圈的朋友闲聊，得知《蜗牛》的主编，原来另有其人。林任君与潘正镭都提起萧朝恒，他们曾因《蜗牛》而与萧君结缘。朝恒毕业于立化中学，潘正镭1973年高中毕业前后曾帮忙售卖过首两期《蜗牛》，后来因服兵役而解缘。任君透露他在《蜗牛》第四期起参与编辑事务，认识萧朝恒，但后来彼此也断了联系。
《蜗牛》是一本综合性杂志，面世时它的封面设计、插画与编排风格，和同时代的《茶座》《前卫》是“同个家族”。《茶座》1969年开张，《蜗牛》1972年创刊，《前卫》1973年面世。200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期刊50年》注明这三本杂志的主编，都是英培安。某日翻阅自己多年以前杂乱的笔记，发现了不知从哪本书哪篇文章摘录下的片段：“1972年2月，英培安同时主编了另一份倾向与风格和《茶座》、《前卫》完全不同风格的综合性杂志《蜗牛》，宣称要‘站在本地人的立场，从本地人的观点去批评本地的事情’，它以时事评述为主，文艺作品较贫乏。”
前后期内容的转变
头两期的《蜗牛》，还以印制海报赠送读者的促销方式留下自己的印记。这些海报风格前卫，洋溢着现代风。璧浩说：“《蜗牛》的创刊号，黄色封面，我们还设计了一张大型的海报，随刊赠送。为了节省印刷成本，我们只用了一个颜色，鲜艳的血红色，但大量应用白色和夸张的图案，制造了多颜色的感觉。海报的中央就是一只伸展触角，可爱的白色蜗牛。”
《蜗牛》首两期的编辑主力，一是沈璧浩，负责组稿；一是吴伟才，负责设计。沈璧浩与吴伟才，都在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oad ）的立化政府华文中学念高中，一起编辑校园刊物《文风》，在伟才家熬夜排版，吃他祖母炖煮的解热甜品；他们也一起到璧浩外祖父的村居小住，在那里琢磨《文风》的封面设计。璧浩透露，“蜗牛力量单薄，蜗牛有触角，有毅力的向前爬行。和过去出版《文风》一样，我当主编，吴伟才当美术设计。”伟才经营《蜗牛》的版面，止于首二期，第三期已不见他的风格。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70年代的本地杂志，除了延续五六十年代左翼思维、关注社会、批判现实的杂志，也冒现了若干追求现代表达，引进西方现代思想，同样关注社会现象的期刊，《蜗牛》是其中之一。《蜗牛》于1972年底创刊，1974年末停刊，前后历时两年，出刊六期。前三期是32开本（182 X 133mm），后三期改为16开本（262 X 192mm）。开本改大之后，其实篇幅是减少了。
念大二时，我从书店买回《蜗牛》创刊号，一口气读完，觉得它接近《茶座》。除了开本相同，文学取向也类似，也沾上些许《猎户》的味道，因为它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对社会的研读。出版两三期后，它明显转向，时评的批判味更浓了。40年后曲枕回忆《蜗牛》，我脑海里先闪现的是《下新加坡报纸的半旗》这篇文章，再而是记得皇家山“是一座洒满精液的山”，那是创刊号少年迈克作品里的句子。
70年代的本地杂志，除了延续五六十年代左翼思维、关注社会、批判现实的杂志，
《蜗牛》主编另有其人
当年我第一眼接触《蜗牛》，对刊名感觉好奇，因为蜗牛是爬行缓慢的动物，听着没朝气。后来翻阅杂志里的“触角”栏目，才明白以蜗牛为刊名，经营者看上的是“触角”，而非它缓慢的节拍——蜗牛触角敏锐，那是它感知外界事物的有效探测器。
《蜗牛》，毫无疑问是70年代在校、刚离校或正在服兵役的华校高中生与大学生共同搭建燃起的文化篝火。创刊号《触角》栏目的一段文字，透露了这种关系：“我们毫不犹豫地伸出第一根触角，姿态如坐禅探索，那里面揉和着一些相识和陌生的脸孔，就这样上下云南园，团坐康乐亭，进出国家图书馆，埋首社址，酿成了蜗牛的雏型……虽然说搞《蜗牛》对于正在国民服役，念高中、大学的我们无疑加重精神负担，更是荆棘丛丛，但我们会默默地跨着结实稳重的脚步。”
（作者为本地文化工作者）
半年前读刘碧娟刚出版的《新华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一书，她与英培安的访谈印证了上述讲法：“英培安指出，创刊于1972年12月的《蜗牛》并非他主编，而是由一群关注政治时事的青年组成的蜗牛出版社策划，社长是张克润，社员有沈璧浩、吴伟才、林任君等人。他是后来被邀参与讨论，也提供稿件，如把《前卫》的《安先生的世界》这栏目转到《蜗牛》。”
《蜗牛》的新准证是否批下，不得而知，但是第六期确实是《蜗牛》的最后一期，自此以后，新加坡的期刊就不再有浓郁的烟硝味。社会，并没有如那期编后话所言：“即使我们被迫倒了，也将会有更多的杂志起来。”《蜗牛》爬行两年，出版六期，它在下半旗的仪式中下了自己的半旗，行程结束了，留下一代青年对社会呼唤的短促旋律。
从编辑群与主要写作者这两点看初期的《蜗牛》，它是若干《猎户》参与者、立化中学与公教中学背景的文艺青年组成的结合体，是上世纪70年代另一组华校生所留下的文化印记。《蜗牛》创刊主编沈璧浩毕业于立化中学，创刊号有一则七人的贺词，祝贺者绝大部分是当时立化中学的老师。在华校的年代，这是老师表达对学生亲切期待与支持的特有方式。创刊号作品里，薛依云、吴伟才（转学之前他就读于公教中学）等人都是立化背景的创作者，后来的萧朝恒也是。
为何以蜗牛为刊名？
《蜗牛》面世，南洋大学政行系毕业的张克润扮演着“东家”的角色。位于明古连街的《蜗牛》社址，当时是他的住址。那时他经营“前卫书室”，与英培安熟悉。《蜗牛》前期刊登南洋大学讲师宋明顺与谢礼杰的作品，应该与克润、任君这些南大人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