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第一”，三次迁徙。第一次带了几本书，第二次带了几十本书，第三次带了几千本书。大半生时间里，塞北岭南，海内海外，风霜雨雪，颠沛流离，一路上我失去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没有失去的，几乎只有书。毫无疑问，失去了书，也就失去了我，失去了今天的我。而另一方面，书也好像耽误了我。不是开玩笑，上个世纪70年代，很少有哪位漂亮姑娘对一个小书呆子感兴趣，她们感兴趣好像更是别的什么。所幸，我对书的兴趣很多时候超越了我的所有高尚和不高尚的兴趣。与此同时，我开始自己动笔写点儿什么、译点儿什么。我觉得，如果只看书不写书，那就好比只乘凉不栽树，有可能是一种不大礼貌的行为。粗算之下，以单行本记，我自己写了八本书，翻译了98本书。以发行量计，仅上海版44种村上系列就已超过1200万册。这意味着，有几千万中国读者通过我的翻译领略了异国语境的微妙，也通过异国语境领略了中文表达的美好。
这里是图书馆。实不相瞒，上大学之前我从未进过图书馆。甚至没有一张哪怕三条腿的书桌，只能趴在窗台柜角或炕桌上对着煤油灯看书写字。一不小心，灯火苗就嗞啦一声烧着额前的头发，烧出一股烧麻雀般的特殊的焦糊味儿。这当中忽然有一天，我带着这股特殊的焦糊味儿，从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的小山村扑向省城，跨进东北第一高等学府吉林大学；若干年后南下广州，走进华侨教育第一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开始我的教学生涯；许多年后北上青岛，来到海洋学科第一高等学府中国海洋大学，直至此时此刻。
我读的书、写的书、译的书，在困顿中给了我诗与远方，在磨难中给了我勇气与庄严，在屈辱中给了我光荣与梦想。
刚才我有幸参加了王蒙文学馆揭牌仪式，聆听了王蒙先生的讲话。首先，我要对王蒙先生致以敬意。先生是文学前辈、文学巨匠，是共和国荣誉称号获得者：人民艺术家。作为我，无论哪一方面都无以和先生相比。如果说先生是中天皓月，我不过是萤火之光。但有一点或许和先生相近，那就是对书写这一行为的执着和对书籍这一存在的热爱。
自不待言，我的人生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经历过许多困顿、磨难以至屈辱。而我读的书、写的书、译的书，在困顿中给了我诗与远方，在磨难中给了我勇气与庄严，在屈辱中给了我光荣与梦想。而这些书的很大一部分，今天有了一个新家——中国海洋大学在不亚于天堂模样的学校图书馆慨然设立“林少华书房”。为书之幸，莫过于此。为人之幸，莫过于此。这不是客套。借用我的老伙计村上君的说法，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我一向认为，大学至少应该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深挖井”，做高深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另一部分人“广开渠”，在“象牙塔”和社会之间开凿渠道，促进大学的文化幅射力。如果说前者是一所大学的深度和精度，那么后者就是其广度和温度。相对说来，前者是大学的宠儿，项目、课题、奖状、聘书，鲜花朵朵，掌声阵阵，头衔多多，银两滚滚；后者呢，往往不受待见。无他，盖因无法量化，无法写进表格，无法做成PPT。
（作者是中国翻译家）
那么我算是哪一部分呢？“井”当然也挖，不挖提不上教授。而若提不上教授，别说在学校，即使在家里也混不下去。不过总的说来，更多时候我属于后者。给报刊写“豆腐块”文章，翻译村上春树，开博客发微博，还到处摇唇鼓舌……说轻佻些，不务正业；说郑重些，乃以“语言介入”这一形式构筑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诉求社会良知，呼唤文化乡愁，引导审美走向。若问我受不受待见，老实讲，有时受待见，有时不受待见。不受待见的例子就免了。而作为受待见的最新一例，当推“林少华书房”——设在学校图书馆里的“林少华书房”，日前举行了揭牌仪式。仪式上，校党委书记致辞，上海译文出版社代表致辞，我本人致辞。幸甚至哉，容我显摆一下自己的致辞。因为首先举行的王蒙文学馆揭牌仪式，所以致辞由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