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扬眉女子》而认识黄碧云，其后陆续在《七宗罪》和《烈女图》目睹她安静却狂暴的文字，闻嗅后殖民香港两极对倒的气息。她调度的文字形塑另一种香港风貌，这和她早年当过记者，在天安门亲历过“六四”也许不无关系。那个看似遥远却咫尺的1989年，维多利亚公园每年都点起蜡烛追悼那个关键时刻，坦克车前面提着袋子的独行男子下落不明，茫茫人海中载沉载浮的光影定格在小说，幻化成鬼魅徘徊在李碧华的《天安门的旧魄新魂》。人间的魑魅魍魉，唯有冷色系的文字能抵御，黄碧云一直不肯授权中国出版她的作品，而李碧华则多年来都坚持只以文本示人，两位才女刚烈的个性可见一斑。
二楼书店：风化一道空中彩虹
回望我城：原来我只是有城籍的人？
文学特展辟有这么一个区块，召唤我们造访二楼书店的记忆。过去在二楼书店买过的诗集和哲学书，还安详地躺在彼端岛国静谧的原木书桌，我这个异乡人此刻在另一座古城遥想逐渐失去光泽的明珠，加缪式的矛盾让存在和自由相互拔河。文学馆外的汤德章公园车流循环不息，文学绝对有能耐串接再现无数巧合与偶然，历史的诠释也许难逃被垄断的命运，但失语的世代会迫使发声的喉舌现形，文字的魔幻救赎提供了暗渡陈仓的可能。
乘高铁从台北南下，为了台湾文学馆“追忆我城——香港文学年华”的特展，在一个演讲后的饭局上答应策展人陈国球教授，一定会去观展。其实早前已经留意到这个前后筹备了三年的文学展，已有意愿要找个时间去看看，既然允诺写点什么，就在日历划下不能掠过的红色小圈。
令狐冲耍弄的“独孤九剑”是风清扬从败招中悟出的绝学，笑傲江湖曾让年少的我领会到正邪之间其实没有明显的界限，任我行、岳不群的伪善和自私，身边可以对号入座的人比比皆是。武侠小说造福了香港电影工业，也深刻影响了华人世界的阅读旨趣，东方不败坠崖前的眼神，曲长老抚琴焚身谢知音，这些经典片段都可独立成篇，告诉我们美好的价值不一定被广泛认同，非主流的事物也许暗藏着不寻常的光华。就像门面不起眼的二楼书店，非一般的选书就是读者愿意拾级而上的原因。
尤其是这几年纷乱的时局，更让人怀念那座城市曾经闪烁的光芒，香港作家们把千钧笔力聚焦在街道书写，试图从细节的阡陌中捧接瞬息万变的往昔，读着表象和内里交织而成的通透文字，心下也会油然升起莫名的惆怅。
风过迷城：为安放自己立丰碑
梦见自己既不上升，也不下降，好像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小的浮城……整个城市，天空中都浮满了人，仿佛四月，天上落下来的骤雨。
——西西《浮城志异》
李碧华更广为人知的作品是拍成电影的《胭脂扣》，温婉痴情的女鬼如花在香港街头烟视媚行，不肯转世的她放不下五十年前的眷恋。香港人也是，回归前后的彷徨找不到依归，“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只守住了“马照跑、舞照跳”的感官享受，黑白亘古的意义随之颠倒。失城的人们不再相信灰色地带可以安身立命，白色谎言原来并不慈悲，黑色正义遂揭竿而起。对抗大论述的小故事于焉纷纷出笼，单一的历史叙事被复调的民间文学所颠覆，作家“伤城”的情绪蕴藉，捍卫本土价值的书写愈发深刻。
台南的四月天酷热异常，比常年是夏的赤道小红点还令人眩晕。
几年前写了一篇《三城》，三分一的篇幅追忆的就是香港的旧时风情，麦兜、金庸、茶餐厅、叮叮车，还有让我们小时候学会广东话的无线连续剧，顾嘉辉、黄霑后无来者的系列金曲，都是成长年岁里跨域而来的文化养分。及长，开始学会和文字打交道，一路看西西、李碧华、黄碧云、也斯等作家书写香港，心目中那个香江已不再是只有“四大天王”和“劲歌金曲”的五光十色，落拓的殖民、移民故事汇聚成一部时间繁史，比周星驰有点后现代氛围的蹿红更富传奇性。
西西的作品曾被王德威标识为香港史十个关键时刻之一，她在文坛的地位早已奠定，其作品中的“我城意识”热情呼应着香港人凝聚的身份认同。《我城》写于上世纪70年代，但40年后的今天，阿发和阿傻，阿果和麦快乐还穿梭在香港街衢，却又倏然隐去。西西的笔调并不沉重，就像她的象形笔名一样，调皮地穿裙子跳方格，她写这个繁华城市的日常自有她的童趣目光，然而我们循迹掇拾这些童稚碎片缝接出来的，赫然是香港人的无奈和焦虑。阿傻“天佑我城”的祝祷，竟成了不朽的箴言。
在“追忆我城”的特展中，我一直努力追索自己过去对香港的情感模式，那些从文学少年到记忆中年建构起来的思维范式，脑海中却一直晃动着西西支吾其词的忧虑：
舔舐伤城：异化的温柔与暴烈？
上世纪初，从中国避祸南来的文人脚和笔一样勤，在东南亚和台港之间跨境移动，许多新马文坛熟悉的名字也出现在香港文学史的一页，不得不相信离散就是奋笔抒怀的资粮，浓墨泼显的乱世格外凄婉壮阔。
今年初赴台前，刚读完黄碧云的新作《卢麒之死》，字里行间依然是念兹在兹的港都情怀，天星码头永远是隐埋多条伏线的地景，上演公民意识和作家争鸣的场域。
这类“二楼书店”其实也是精神指标，城中的文化人一踏进独立书店就会释放自己反骨的灵魂，在抗争运动期间成了不需密语就能通关的据点。靠微薄利润生存的书店，让政治禁书、前卫杂志找到容身的角落，序言书店豢养的猫虽只剩一只眼睛，清澈的目光巡窗口内窗外的风景吊诡更迭。
你的国籍呢？有人就问了，因为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于是说，啊，啊，这个，这个，国籍吗。你把身份证明书看了又看，你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
——西西《我城》
回看1950年代的香港，极左和右倾的阵营都能在开放的空间自由竞逐，现代思潮的生成与勃发造就了香港文学的多元和博杂，为战后的香港挥洒一幅精彩纷呈的浮世绘。而今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慕，却兑现成一个个“被失踪”的惊悚故事，文学史将来怎么载记这个现象，特别耐人寻味。
去年10月，在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之前，世人的关切眼神都投注在香港的油尖旺地区。在网络上遍览立场两极的评论，个别媒体的偏狭更是无法说服我什么是真相，于是就订了机票和住宿自己走一趟，在马路上跟着跑躲催泪弹，耳闻目睹“公民抗命”的现场。
回头已是百年身，香港这座岛屿华洋交混的风采斑驳以后，“我城书写”随着地景的物换星移而披盖多重面纱，然而萧萧风过处，羊皮纸覆盖后的伤痕仍若隐若现。
作家如董启章、韩丽珠、邓小桦等人都公开声援学生“反送中”，中环的白领也响应“真普选”的呼声，文学特展当然也记录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动荡时代。文学圈和学术界坚守的一把道德尺，刚好和只为温饱的市井族群形成鲜明的对立面，如何安放自己成了香港人形而下的命题。
那个香江已不再是只有“四大天王”和“劲歌金曲”的五光十色，落拓的殖民、移民故事汇聚成一部时间繁史，比周星驰有点后现代氛围的蹿红更富传奇性。
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经历过百年的英殖民政权。身处这片“借来的时空”，香港人在中英谈判的过程中心里难免七上八下，没有话语权的人就如浮在空中的雨点：
通俗入世、茕茕孑立是香港文学两条迥然却不违和的风景线，就像韦小宝的丽春院和黄药师的桃花岛，带来不同的惊喜和共鸣。
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人，到了香港都会去朝圣一下二楼书店。名为“二楼”书店，其实就是为了租金考量，不得不选择租用旧建筑楼面鬻书的独立书店。有别于连锁集团的雄厚财力，这些小书店只能栖身在没有人来人往的幽密空间，“二楼”这个名词只是虚指，它们就像一只锦衣夜行的猫，白日里躲在不同楼层的逼仄单位。
作家的优势就是能用文字砌一座城堡，安顿现实中的失落和虚无。董启章有自己一手描摹的《地图集》收容香港凋零的荣光，游历香港的大街小巷惊觉赎不回的似曾相识，可在翻动的书页中捕获吉光片羽，再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穿刺傅科的异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