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日军攻下新加坡的消息传回日本，人人兴奋地说“以后就不缺砂糖了！”女佣多喜还记得，“角色扮演Yes or No”也成了孩童间的热门游戏：“二月（1942年）攻陷新加坡……山下奉文向英国将领白思华（Perceval）强硬提出的‘Yes or No？’，在国内大肆流行。少爷扮演山下奉文的时候，我就当白思华，必须无条件投降。”

“这种木造洋房……在这一带很稀奇。小巧而有风情、有着红瓦的洋房，成了邻近的标记。花开时节，沉丁花和丹桂飘着难忘的香味，玄关旁的枫树和山茱萸的红果实，更为秋天染上绚丽的色彩，和美丽的屋顶相辉映。”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尤引起我的注意：自1937年中日战争事起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东亚或东南亚各个战场每攻下一个城池重地，本土国民就会多一个“提灯笼参加胜利游行”“逛百货公司买特价品”或“获得集体纪念品”的机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打赢“马来亚海战”的那一天，国民“如过节般兴高采烈”，小学生都捧着纪念品回家——每人获赠一个蓝色橡皮球。

果真，沿着晚年多喜的回忆脉络，山田洋次的镜头下，依次出现上世纪30年代东京的百货公司顶楼花园餐馆，歌舞伎座举办的交响音乐会，郊外“文化住宅”的小洋房，以及宽敞客厅播放着西洋音乐的留声机……按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的说法，电影还原了当年犹如昙花一现的“昭和摩登”日子。

比如，1937年12月的一天，太太时子带着孩子和女佣到银座购物，发现银座“人山人海”，原来正举办“庆祝”攻陷南京“战胜特卖会”：“百货公司各处挂着大大的日本国旗，楼顶上飘着‘庆祝攻陷南京、岁末大减价’的广告气球，沿路满满的人也是人手一支国旗，抬头高望”。

我是两年前看了山田洋次执导的电影《东京小屋的回忆》（简称《东京小屋》）后，才找来中岛京子的原著小说。今年早春二月，重读小说中的这段描述，眼前又浮现电影里那幢建在郊外坡上的红色三角屋顶小洋房；书页翻动搅动的空气中，似依然能嗅到院子里丹桂的香味……

中岛京子为了写这部小说，收集了大量“昭和时代”的历史史实。从书中种种细节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当年日本国民眼中的“昭和摩登”，恰恰叠印在被占领地人民的受难煎熬之上——日本本土国民大举庆祝“战胜”之日，正是日军在海外占领地大开杀戒之时。

早春二月，在新加坡还有另一层含意。这是一个纪念蒙难先人的月份，也是一个自我警醒的月份。

在南京是如此，在新加坡也是如此。

从小说到电影，若改编得当，两者融汇自然、相互成就。《东京小屋》就是这样，雍雅娇柔的太太时子，当然是松隆子；大智若愚的女佣多喜，非黑木华莫属；面庞清癯、带点神经质的画家板仓，有谁好得过吉冈秀隆？电影由经历过战前日本的山田洋次执导，更是不作他人想，就如山田洋次向原著作者中岛京子自动请缨的信函中所说：“我对那个时代很熟悉，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然而，文字和电影，毕竟还是不同的。电影擅长营造气氛，不擅细节的叙说，而小说的生命恰在细节。读《东京小屋》，便能读到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本土国民的大量生活碎片，而且都离不开战争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