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还没有厘清这些疑问之前，也许可以先来认识一下郑牧师及他与孙中山的关系。
在创办书报社的过程中，郑牧师结识了张永福与陈楚南等著名侨领，这些人都是积极反封建思想者，后来认识孙中山，更加入反清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事业，要“驱除鞑虏，还我中华”。
郑牧师首创的书报社，影响最深，这样的概念后来遍传，新加坡各处都相继成立，就连马来亚、印度尼西亚与缅甸，也纷纷仿效创立书报社，整个地区总计有150所之多，在同盟会推翻满清政府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篇文章附带的一张图片与说明，最是引人好奇与注目，甚至还有些许诡秘感。
因此，依据牧师娘的文字记录，绝对可以确定的是，郑牧师从南来新加坡后到他过世之前，一直都是住在教会提供的牧师楼里（除了戒烟所外），当中尤其是1905年至1911年孙中山来过新加坡期间，都不曾住在纽顿路的大楼。
她文中谈及，郑牧师先是在牛车水客纳街（Club St）的翠兰亭住了近两年，接着搬到克罗士街，一年多后再住回丹戎巴葛路一带的锦成山。丹戎巴葛礼拜堂建成，他们就住进礼拜堂的牧师楼。后来，郑牧师因参与振武善社戒烟工作，为方便公务，他们再搬迁到设在登路（Tank Rd）的戒烟所居住。
笔者并非文史专家，纯粹是以一个读者好奇的心态谈论，最终真相是什么，也许得留给专家们去考究了。
最近借阅《新加坡惠安公会60周年纪念特刋》，书中许苏我撰写的文章《郑聘廷牧师其人其事》，详尽介绍他的乡人——郑牧师生前在新加坡的事迹及对早期新加坡的贡献，可读性很高。
郑牧师居所探究
当时，中国正值清末年间，朝廷尤其腐败，导致人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讲座因此借机传播与鼓吹革命思想，以推翻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书报社因此变成新加坡的一个革命外围组织。
方牧师身为教士，相信他不会信口开河，但是，他又怎么获知孙中山面对人身安危，是郑牧师向他透露，还是另有渠道？
从中几乎可以认定，孙中山与郑牧师两人，基于志同道合，大家又是基督徒，见面结识后私交甚笃。因此，孙中山到新加坡时，受郑牧师邀请留宿他家中，以便于彼此谈论国家大事，甚至是议谋革命起义大计，倒是极其自然的事。
礼拜堂为纪念他的贡献，以他的别号将牧师楼命名为“石津楼”。1972年，由于兴建中央快速公路，“石津楼”随原礼拜堂一起拆除。
据禧年堂的档案，1905年秋间，同盟会最高领袖孙中山路经新加坡时，曾经在张永福、陈楚南与林义顺等革命党人陪同下到过书报社参观。孙中山当时对书报社留下深刻印象，除了大加赞赏外，还叮嘱领导从书报社中物色革命同志。
根据这样的信息，郑牧师有一段时期是住在巴耶利峇，这相信也是牧师楼，因为长老会后来在这里另创立了一所分堂。郑牧师在1912年虽健康欠佳而辞退教会工作，但依然义务当牧师，继续传道，符合住在牧师楼的条件。
另一名史学家张鸣在接受《新京报》访问时也持相同看法，他认为，清朝末年，政府相对弱势与胆小，还不致于对政敌存暗杀的恶念。
郑牧师与孙中山的关系
至于上述被引述的方汉京牧师又是谁，根据禧年堂的档案，他曾是禧年堂的长老，与郑牧师相识，后来在直落亚逸礼拜堂任驻堂牧师。
这句话显然有这样的含意：满清政府对孙中山有痛下杀手的阴谋，结果为了人身安全，孙中山夜晚不敢留宿晚晴园。
因此，郑牧师可以说是集传教士、革命志士、教育家、社会工作者与商人于一身的传奇人物。
可惜的是，文中完全没有谈及，结果成了留给后人永远的谜团。方牧师如今作古多年，当然无从对证。
他说，历史上的晚清朝廷，未曾有系统组织过对孙中山的刺杀行动，反倒是革命党，多次向清朝重臣密谋刺杀。
郑牧师也一手设立多所礼拜堂，包括位于欧南路的禧年堂，1944年他就是在禧年堂的牧师楼安息，享年72岁，遗下牧师娘黄碧玉与九名子女。
郑聘廷，福建惠安人，他南来新加坡传道时，是本地华人基督教会的第一位神职人员。他在新加坡首创书报社，带动人民学习的风气。他也协助创办多所学校，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投入辛亥革命事业。另外，他还参与成立振武善社，协助人们革除抽鸦片恶习。郑牧师后来因病劳累辞退教会工作从商，为林义顺合股拥有的公司管理树胶园与黄梨园。
这之后，牧师娘就没有再提及居处，只说明郑牧师临终时，是在“他一手创办而心爱的禧年堂牧师楼中”，也就是最终他们是居住在禧年堂的牧师楼。
现在最大的疑点是，郑牧师到底是几时住进纽顿路的这所大楼，并在那里接待孙中山留宿？
此外，书报社不时邀请知识分子主持讲座，议论时事政局。每有演讲，一再吸引公众到场，挤满整个书报社。
而在禧年堂牧师楼之前，郑牧师又是住哪里呢？对于这一点，禧年堂的档案记载，由于郑牧师位于巴耶利峇的住屋在日治时期被日军征用，教会于是在1944年1月将他们接往欧南路新建的禧年堂牧师楼，郑牧师也于这一年在这里安息。
书报社的影响力
满清政府不太可能到海外行凶？
根据本地研究孙中山的史学专家深入推论，孙中山从1900年到1911年期间，先后九次过境或到访新加坡，当中有四次都是下榻在晚晴园。现在，突然出现有不住晚晴园的说法，而原因又是为防行刺，这岂不是给专家们原先的论断呈现变数？
如果按照这两位史学家的讲法，那么，应该可以排除满清政府到海外行凶的可能性。
这张图片显示两幢相联的殖民地时代双层建筑物，图说是：郑聘廷牧师新加坡纽顿律（路）故居。另有括弧补充，全文如下：“据方汉京牧师称：孙中山先生在星（即新加坡），白昼在晚晴园办公，晚上则在郑宅睡觉，以避清政府派人行刺。”（按：这张图片同样见于《禧年堂建堂50周年纪念刊》）
郑牧师的遗孀黄碧玉牧师娘在1954年出版的《禧年堂建堂50周年纪念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五十年来话沧桑》，详细忆述了牧师生前所居住的地方，可是，就是没有片言只字谈到曾经居住过纽顿路的往事。
根据史料，郑牧师19世纪末年在厦门鼓浪屿的神道学校修读，毕业后，1897年25岁时下南洋，先是在马来西亚槟城传道，两个月后应长老会之聘，到新加坡主持扩展教会工作。
故事讲述孙中山1906年到达香港，召集各省革命领导谈论起义事情时，遭清廷派出的大批杀手伏击，革命志士与大批江湖义士英勇舍身保护。
现在的问题是，孙中山担心遭暗杀，以致夜间得躲入牧师家中留宿之说，究竟是从哪里引起，是真有其事，还是凭空想象、想当然耳呢？
传奇人物郑聘廷牧师
这难免让人想起10年前，中港合制的一部电影《十月围城》，剧里出现同样的桥段。
不过，影片放映后，首都师范大学近代史学家迟云飞针对这样的剧情在《北京日报》为文指出，历史没有这段记载，它显然是“纯属虚构”。
郑牧师思想先进，他在传福音的同时，也极度关注本地人民的教育问题。他于1902年在克罗士街（Cross St）创立星洲书报社，这是个类似今天图书馆的设施，提供各种报刊杂志供阅读，借此协助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
郑牧师在隔年也加入同盟会，成为会里的一名积极成员，为革命事业效劳。
为了感激星洲书报社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于1912年（民国元年）3月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向星洲书报社颁出“优等旌义状”，以示鼓励与褒扬。
如果这样的推论成立，孙中山曾经夜宿纽顿路大楼的说法，全部都要被推翻，而躲避刺杀才夜宿这所大楼之说，难免是以讹传讹了。
另一方面，这个躲避行刺之说，可靠的程度又到哪里？难道说，清廷还真派出暗杀队海外追踪，不惜在异地杀人行凶，以根除心腹之患？不过，纵观全文，没有对这句话的辅助说明。
至于郑牧师合力创办的学校，先后计有中华女子中学校（1911年）、星洲幼稚园（1921年）及浚源中学（1923年）。中华女中后来因兼收男生，现在易名为中华中学。
1905年初，郑牧师筹建的丹戎巴葛新礼拜堂（即禧年堂的前身）落成，郑牧师让出礼拜堂的部分牧师楼，作为书报社的新社址。每星期一还将地方借给同盟会举行会议。
那么，这个纽顿路大楼的故居又从哪里说起？比较有理由的猜测，是郑牧师在1944年去世后，他的后人从牧师楼搬迁到纽顿路居住，因为依照教会的惯例，只有在职服务的牧师，才能住进牧师楼里。
根据本地研究孙中山的史学专家深入推论，孙中山从1900年到1911年期间，先后九次过境或到访新加坡，当中有四次下榻晚晴园。现在，突然出现有不住晚晴园的说法，而原因又是为防行刺。专家们原先的论断岂不是出现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