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新加坡的华人只有3317人，但1822年已有华人成立会馆。随着落脚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人数剧增，20世纪首20年的民间组织迅速增加，包括地缘性会馆、血缘性同姓会馆和业缘性会馆。1986年成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更将多数地缘与血缘组织团结起来。
团结在总会旗帜下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新加坡禾山公会集资购买一艘“禾侨”号炮舰，送给驻守禾山的中国海军部队，希望能借炮舰驱赶常来抢劫和杀害乡民的地方海盗。禾山在哪里？就是今天厦门岛北部的湖里区。
心系中国家乡
会馆的另一功能是设立庙宇神坛，祀奉的神明是天后圣母妈祖、大伯公、观音和关帝。进入20世纪，佛教寺庙相继创建。按记载，好些会馆还是先有神庙后有会馆。会馆和庙宇都是乡亲们相聚交心，打听家乡消息和寻求协助的最佳场所。
华人在19世纪成立的地缘社团，以会馆命名的还有：永春会馆、长泰会馆、琼州会馆、茶阳会馆、冈州会馆、番禺会馆等；以公司命名的有丰永大公司和义安公司等；此外，扮演着相似集体会社角色的还有坟山和庙宇，如：恒山亭、福德祠、粤海清庙、凤山寺、天福宫和绿野亭等。
华人社会虽然帮派林立甚至出现摩擦，如1906年福建人和潮州人的私会党猛烈火拼多天；1923年兴化与福清的人力车夫发生恶斗，然而，在面对英国殖民地政府越来越严格的管制，各族群的华人也有表现团结和互相支援的时候。
华人向来非常重视子弟的教育。福建各方言群包括闽南、福州、福清和兴化人，在二战前筹资建立的学校便有百所。其他籍贯人士组成的社团，对兴学办校也一样热心和责无旁贷。比如德光岛的华人组织粤闽馆，便曾在不同时期发起兴建六所华文学校：中华学校、益华学校、中和学校、正光学校、英华学校和爱华学校。
早期华人组织的发展进程便是：义山－神庙－会馆。
进入20世纪首20年，随着新加坡贸易昌盛，中国移民落脚新加坡的人数剧增，应运而生的民间组织迅速增加。除了地缘性会馆，血缘性的同姓会馆和业缘性会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19世纪大部分时期，福建帮是新加坡势力最强大的方言群体，因此曾出现潮州、广府、琼州和客家各帮组成联合阵线，对抗福建帮带来压力的局面。
义山、神庙、会馆 ——华人社团的功能
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住有多少人？华人有多少？
日本占领新加坡，华人会馆化整为零。二战后华人会馆复苏，不过它们的发展动向与命运各自不同：有些能吸引更多会员，有些慢慢凋零，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将就度日。有消失的，也有新成立的。
1824年，新加坡虽只有华人3317人，之前两年却已有华人成立会馆。1822年，广东省台山县同乡创立宁阳会馆。几乎同时期，客家人也有了应和会馆。
1953年，争取立法议院废除语言限制的运动，一个月内获得269个团体和14万3000多人签名支持；1955年，争取公民权运动，响应号召前往加冷机场参加请愿的团体有173个；1955年，第一所华文大学在新加坡屹立，那是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出钱献地，获得所有华人社团和各籍贯人士热烈支持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南洋大学的创立，也得到马来亚各州及其他地方华人的慷慨解囊。
随着新加坡独立，社会渐趋稳定，华人社团自1970年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变化不大。最大的变化要数1986年1月成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这是一个旨在团结大多数地缘与血缘团体，集合更大力量，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民间机构。宗乡总会目前有226个会员和9个准会员。
1906年成立的中华总商会，便是一个超越帮派的华人重要组织，虽然董事会的组成还是以帮派为基础，却正因为其结构反映了新加坡各籍贯人士的组成比例，在经济上又具有实力，自然成为华人社会的领导机关。
1940年，福建会馆主席陈嘉庚发起组织南侨慰劳团，前往中国慰劳抗日军士和救济流离失所的百姓。1941年，在陈嘉庚倡议下，300多名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在大世界游艺场开会，成立南洋闽侨总会，决定上书蒋介石总统，要求改善福建的政治和民生，罢免苛政扰民腐败无能的福建省主席陈仪。
另一方面，日本军队在中国横行霸道以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过程，都引起新加坡华人及社团的同仇敌忾。1928年的济南事变、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都激起海外华侨对日军的强烈不满。大家除了筹款援助抗日军队，也救济饱受战乱之苦的黎民百姓。1938年，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华侨中学成立。除了新加坡的华人社团，东南亚各地的华人也热烈响应这项爱国运动，全面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这些组织基本上是建立在方言“帮”的基础上，主要有：福建帮、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和海南帮。
据粗略统计，日本入侵前的新加坡地缘乡县组织有76个，血缘姓氏组织40多个，行业组织100个。其他还有工会、俱乐部和众多的文化艺术团体。
根据1960年出版的《南洋学报》，新加坡1824年的总人口1万零683人，华人3317人，占31%；1840年，总人口3万3969人，华人1万7179人，占50.6%；1860年，总人口8万1734人，华人5万零43人，占61.3%。
总体来说，华人宗乡团体具有强韧的生命力。且举泉菌江公所为例。这个20世纪初形成，1948年正式注册的地缘会馆，是由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光渺村所管辖两个自然村之一的泉菌江村的后人所创立。当年整个村子也只有几百人，他们却能在新加坡拥有自己的会馆，而且时至今天还能定期主办庆祝活动，包括邀请戏班表演和举行晚宴。泉菌江公所如今仍有会员70多人。
总会展开的主要对外活动有：春到河畔迎新年、华人传统文物展览、文艺演出、中华文化讲座，出版推介华文文化的书籍和刊物，以及加强与各地华人社会的联系。
其实，历史上华人的方言帮派观念也有多次淡化的时候。早于1844年，漳州府海澄人陈笃生发起建立贫民医院时，便获得潮州和广府两帮领袖的大力支持。1885年创立的同济医院，更是各方言群体共同扶持的慈善机构，在在显示华人也能超越帮派观念共襄善举。
1946年英国恢复在新加坡的统治后，华人社团愈发关心华人的集体利益和地位问题。在这期间，中华总商会多次成功发动华人力量，为华族争取应有的权利。
我们今天熟悉的宗乡组织，大部分是在这个阶段成立，如：1909年的福州会馆、1910年的福清会馆、1915年的天福宫福建会馆（1937年定名新加坡福建会馆）、1918年的晋江会馆、1920年的兴安会馆、1924年的南安会馆、1927年的三江会馆、1929年成立的潮州八邑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和漳州总会，以及1937年成立的广东会馆。
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华人会馆的活动内容发生显著的质的变化。1986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华人社团的发展也来到一个转捩点。
19世纪也有同姓的宗亲组织，如1819年成立的曹家馆、1848年的四邑陈氏会馆、1866年的潮州江夏堂、1878年的保赤宫陈氏宗祠、1887年的符氏社等。此外，还有业缘性组织如：1857年戏曲界组织的梨园堂（后来改称八和会馆），粤帮木匠1868年组织的北城行，1876年饮食业组织的姑苏慎敬堂，1890年建筑工友组织的鲁北行等。
进入21世纪，许多华人地缘和血缘团体仍会捐助中国家乡的建设和公益事业，但是他们的政治认同，基本上已从中国转移到新加坡了。
好些会馆不是买就是租下一层楼房，为单身的同乡提供床位。一层楼面能容纳几十个人，每人能有张席子当床，有个木箱存放随身用品，每月付5角到1元的费用。还找不到工作的，就暂免交租。有些会馆还提供餐食。
新加坡华人会馆，早期的代号“估俚间”——新移民的临时居处，说明它们最初的成立目的，就是给刚从中国前来的同乡，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先有个落脚之处，有个地方能遮风挡雨。
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人社团的功能也表现在对家乡的殷切关怀和大力资助上。
顽强的生命力
会馆是他们临时的家。不过，仁和联谊社的一名社员蔡荣枝1997年受访时透露，他曾在会馆一住20年。
大多在20世纪初成立
超越帮派行善
1870年以后，华族人口激增。1871年的统计，华人有5万4572人；1881年，8万6762人；1891年，12万1908人；1901年，16万4041人。华族人口的来源，主要是中国移民。
1907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福州发生水灾，新加坡福州同乡齐聚福州籍闻人孙子善在乞纳街的住家，讨论如何筹款救济家乡灾民的事。就是在那次会上，他们决定成立福州会馆。
会馆的主要功能，包括料理同乡的后事，所以规模较大的会馆都自购墓地。福建人最早有恒山亭，潮州人有泰山亭，应和会馆有双龙义山，琼州会馆有海南山，丰永大公司有毓山亭，广惠肇有碧山亭，后两者又联手经营青山亭和绿野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