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忆如为卫生科学局服务了26年,管辖的毒物化验署又分“临床与法证毒理”(Clinical & Forensic Toxicology)和“滥用毒品检测”(Drug Abuse Testing),前者检测血液、尿液和其他样本(如肝、胃含物和食物)的毒品和毒物,后者检测尿液和头发的毒品成分。

上庭前,姚忆如他会根据案件找相关文献来读,甚至带到法庭。

法证科学家供证时,如果被问到吸毒有关的问题时,他们会告知不在专业范围,建议交由适当的专家解答。

据较早报道,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俗称冰毒)、海洛英和俗称“合法兴奋药物”的NPS,已连续三年成为本地三大被滥用的毒品。

“看到法官、主控官,甚至辩护律师点头赞同,以及表达谢意时,最让我高兴了。”

“我踏出法庭时,一些记者想采访我。我以为是被告或答辩人才会被采访,所以吓了一跳。”

林蓉莉分享上述让她印象深刻的案件时说,这不是一般样本,必须迅速制订新的工作流程,为两个样本进行化验。

“盘问过程中,他猛力往桌子丢文件夹,想要吓唬我。那个案件我做了充足准备,所以不受影响。

根据姚忆如,毒物化验署的每名法证科学家,每年提呈约1000至1400份报告。

除了与科学家讨论技术课题和项目,她有时也发表书面意见,尤其是在酒驾案件中,使用酒精清除率推算肇事时呼气或血液中酒精含量(alcohol back calculation)。

法证科学人员向主控官和法庭讲解化验结果,女被告最终认罪,承认对药丸动过手脚。

她指出,该署的实验室通过可靠的分析方法,并使用以科学为根据的应用程序,得出精准的结论,显示其强大的能力,该案件也阐明法证科学协助执行司法的重要性。

林蓉莉出庭前会先审查文件,熟悉案件相关的程序。她通常先与主控官面谈,也会思考如何以浅白词汇,向法庭讲解复杂的科学概念,并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任何可能的问题。

她指出,化验结果也可以协助排除毒品或酒精涉及的案件。例如,2012年5月,武吉士地铁站外发生恐怖车祸,法拉利与德士和电单车相撞,酿成两死三伤的惨祸。有人猜测法拉利司机酒驾,但化验结果显示司机没喝醉。

“虽然两个样本的结果不同,但我们对化验结果有信心,于是据实提呈报告。”

“我们的检测报告会影响法证调查的结果,不论是受毒品或酒精影响,或非自然死亡,或性侵案涉及的药物等,也提供有用资料供医疗调查,监督毒物水平以获得最佳疗效、为病人的病况提供见解等。”

“我们的挑战是在毒品新趋势中保持领先地位,加强化验能力,却也同时确保化验结果保持精确度。”

违禁药品署代署长林蓉莉说,这好比为每种新化合致幻药(NPS)的变种毒株,找寻一个“疫苗”。

该署接获总检察署的表扬信,称赞专家意见非常重要和有帮助,也感激化验室人员的专业和耐心,协助主控官更了解法证证据。

“简单来说,我们的工作是分析活人和死人体内的毒物”,毒物化验署署长姚忆如博士(54岁)以一句话概括该署的职责。

女唱片骑师服食冰毒被捕后捏造证据,谎称是减肥药含有冰毒,企图逃过吸毒罪。

她会带着记录化验过程的笔记,以及得当庭计算化验品重量的计算机。她的一些同事也带尺或汇报笔记,协助法庭理解新药的复杂结构。

过去11年来,全球出现至少1000种新化合致幻药,对各地的法证实验室,包括卫生科学局的违禁药品署构成极大挑战,必须不断开发确认新毒品的最新方法和最新科技。

她会与主控官讨论,明白问题大纲。“与同事讨论盘问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大有助益。”

出庭前先阅读文件资料并与主控官讨论

“我们的化验结果为警方提供必要的证据,比如被强奸受害者体内的毒物,鲁莽驾驶者的酒精含量,混合大麻的饼干,好让警方采取执法行动。”

受不同程度酒精影响的人,即使是同一个人但喝酒的时间不同,都会出现不同的行为举止,所以要从举止确定血液的酒精含量更是个挑战。

毒物化验署工作充满意义,也因此让她能坚守岗位多年。她指出,不论是医生在治疗病人时,或出现疑点的死亡,甚至是与毒品或毒物有关的突发死亡,都能从毒物化验寻得蛛丝马迹。

中央肃毒局查案人员当时把女被告的药物,连同向经销商购买的同样减肥药,交给违禁药品署化验。

她指出,新加坡的立法方法是以“通用定义”来管制新毒品,也就是依据化学结构把新毒品列入滥用毒品法令。所以,要解释新毒品如何规划在“通用定义”内是具挑战性的。

林蓉莉说,工作压力虽然大,但她喜爱这份工作,说工作所带来的知识,以及所提供的重要证据,一直是推动她前进的动力。

“展示化学结构可以协助讲解,但有时我们也会被问到新毒品的影响,所以必须阅读科学文献,根据现有科研解释其效能。”

“我们的重要性在于把高质量、精准和及时结果提交给中央肃毒局。我们也提供重要资料给法庭,让法官确定必要的刑罚,所以工作很有意义。”

​新毒品​日新月异 确认技术须保持领先

卫生科学局应用科学司(Applied Sciences Group)的四名资深法证科学家,应邀分享他们出庭供证的经验和工作挑战,以及处理过的案件及趣事。应用科学司代副司长兼生物署署长冼翘聪副教授,以及法证化学与物理化验室署长林添万,已在上篇登场。

她也负责实验室的技术和研究发展,确保检测跟上科技步伐,满足客户和相关单位的需求。

毒物化验署署长姚忆如博士和违禁药品署代署长林蓉莉,将在本期讲述她们的经验。

专家证人须向法庭讲解 新毒品“身份”和作用

姚忆如谈及出庭供证的案件时,说她有一次须使用酒精清除率,推算某被告向公务员动粗时的酒精含量。

当时的供证很直接,但因为这是多人关注的大案,所以许多记者驻守法庭外。

身为法庭的专家证人,她须向法庭讲解新毒品的“身份”和其作用。

身为高级顾问法证科学家,姚忆如在日常管理和行政工作之外,也须监督毒物化验的分析、审查分析数据和解读检测结果,并就一些案件结果提出看法。

结果,她被再三盘问,控方也不断要她澄清。

她说,违禁药品署使用科学方法,化验海洛英、冰毒、大麻、爱他死药丸,以及新型的人工合成毒品(designer drug)等,同时准备化验报告。

团队专注于发展无数的化验技能,作出精确鉴定,并提呈报告。它也监督全球毒品趋势,并且就立法草案与内政部和中央肃毒局密切合作,看如何管制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毒品。

“我从那次经验,发现预先教育主控官非常重要,要让他们知道科学所提供的这类证据,其实是有限的。”

比如,他们亲眼见到滥用LSD致幻剂(也称毒邮票)的上升趋势,尤其是青少年。

当时主要的争论点是从闭路电视所看到的被告举止,到底是在范围的上限或下限。

谈到法庭的趣事,姚忆如说,她听过某律师的举止夸张,一日终于“遇上”,被他盘问。

“我们也注意到滥用多种物质(polysubstance)的新问题,不同病人的尿液或血液有类似的混合咳嗽药物。”

2013年小印度骚乱,姚忆如负责为遭巴士撞死的客工提呈毒物报告。

她得到一个幅度范围,并根据该范围,提呈典型醉酒举止的相关报告。

因行政工作繁重,姚忆如每年只能提呈约50份报告,出庭供证每年最多一次。

法证科学家是控方举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专家证人。

“我们已建立鉴定NPS的工作流程,有信心应付未来的可能挑战。”

“但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能够提供清楚解释,而法庭接受我的解释和化验结果。”

林蓉莉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卫生科学局,至今服务了24年,专长是毒品分析。

“我平静地望着他,看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过了一会儿,他知道再也使不出任何伎俩,就恢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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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为了化验这些新毒品,违禁药品署特别设立一支科学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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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毒物化验室,我们通过包括医院和验尸房的不同客户的报告,可看到最新的毒品毒物走势。”

身为专家证人,我们提交报告时,须保持客观。最高兴的是顺利完成供证,而证据价值被法庭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