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跟农粮与兽医局（食品局前身）媒体署前副署长吴士荣提起潘惠义，他们因工作关系相识于1970年。
潘惠义认为自供自足非常重要，不可过度依赖外来供应。
后来才知，他是用365天，除掉怀孕加哺乳的天数，得出平均数。他也说，越老的母猪，生的猪仔越小，所以通常生了五六年，就会被淘汰。
随着限制逐步放宽，近期已有企业跟他接洽，安排公司宴会。潘惠义也蓄势待发，准备明年农历新年推出团圆饭和新春餐饮。
潘惠义的两名兄长念华校——启化总校。他和弟弟分别到两所英校——阿妈宫小学和广扬学校念书，但家人全讲华语，看华文报，算是中英兼通。
潘惠义搬家的故事，要从1960年代，警察还穿短裤的年代说起。
专访潘惠义，主要是他坚持务农情怀，有别于一般生意人。
那是潘家农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有100名员工。
那是三年短期合约，1993年，潘惠义第三度搬迁，向政府租用万礼罗弄拉打依淡（Lorong Lada Hitam）农地种胡姬花。
除了为本地酒店和新航贵宾室提供装饰花卉、供应花卉给国家胡姬园，胡姬山庄也是新加坡旅游局帮忙促销的旅游观光地，每天接待多个旅游团，以日本游客居多。
数十年来起起落落，算得上身经百战。多次搬迁的艰辛与心酸，唯有他自己最清楚。
新加坡寸土寸金，搞农业不是简单的事。不巧遇上土地政策骤变，更须应变得法。
农家出身的胡姬山庄（Orchidville）业主潘惠义（67岁），从养猪、种胡姬，到现在种菜，场地前后搬了四次，个中经验或许鲜有人知。
今年6月马国禁活鸡出口之后，鸡只价格上调了三次，他的盐焗鸡维持原价。“价钱有竞争性，顾客就会觉得，在这里用餐不是很贵，会再来。若不断提高价钱，就没有回头客了。”
他也自制酵素，研发水耕系统，更在五六年前打造“鱼菜共生”（aquaponics）的创新种植法。共生系统养的罗非鱼、八丁、金目鲈、翡翠鲈鱼等，也成了农场食客的盘中餐。
记者没纠正，笑说：哦，你还真是农业“出家人”呢。
他记得，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男职员到胡姬山庄贴“征地通知书”时告诉他：“哦，你榜鹅猪农场的征地通知书，也是我贴的咧！”
“批评是为了改进。希望讲了，有些地方可以改进，当局会给予体谅。”
因疫情关系，他暂时取消晚餐供应，只供应午餐，并让员工星期一放假。
亏了那么多，干嘛还“埋头苦干”？“这是家庭生意，我们的兴趣。一直做农业的人，就喜欢做农业。习惯了，习惯就好。”
农业最难做，问潘惠义（67岁）为何热忱历久不衰时，他不假思索地说。
高中毕业后，潘惠义全情投入农务。1980年代，他弟弟到美国念经济硕士学位，随后定居旧金山。
他希望下次做得更好。“人活着不就是为一个希望。没有希望，怎么做下去？”
移植山庄的几十棵大树，也煞费心机。“树要连根拔起，吊秤车要钱，运载的罗厘要钱，间中还得考虑安全问题，树身太长罗厘能不能载。”
“母猪一年平均生两胎二到两胎半。”
潘惠义说，这名响当当的律师，把车子停在码头，下来走一段泥路，过一道小桥，才能抵达那栋建在水中的英式老别墅启信屋（Cashin House）。
政府宣布淘汰养猪业后，猪农须在1989年底之前结束营业，潘家是最后一批搬迁的22家猪农场之一。
潘惠义说着说着，好像给记者上生物课。
听他阐述移树细节，当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潘惠义的大哥当时开了家公司，每月进口百头种猪，再卖给猪农。
搬家故事始于1960年代
遇到困难就变通
俄乌冲突使能源价格飙升，电费涨至8000元。合约今年7月到期，零售商献议每千瓦时四角的优惠价，他想了想，决定“跑回去”新加坡能源（SP）的无约浮动价。“被合同绑两年，若电费跌到两毛多，不就亏大本？”
养猪、种胡姬、种菜，当中还是养猪最赚钱。
他说，潘惠义是个有智慧的农夫，当耕地被征用时不抱怨，而是转用其他的务农方法。“从养猪，种胡姬种果菜，到后来的鱼菜共生种殖，显露他的韧性和商业头脑，我为他感到骄傲。”
他说，猪的乳头分两排，每排八到九个，其中七八个有奶水，末端的乳头较难出奶，“选母猪时，必须选奶水很足的。”
种胡姬花是事业“巅峰”
这名农夫的论述充满生活智慧和常识。他生动地比喻，一根竹竿无法看到每个人，打下去，有些死，有些活。“它原想打一个坏人，结果旁边15个、20个好人都死掉了。政府制定政策时，目标对准了，却无可避免影响到其他人。”
潘惠义是精明农夫，为开源节流脑子不停转。发现苗头不对，方法行不通时，也能当机立断。比如，电力市场开放后，他转向电力零售商买电，每千瓦时一角多，每月电费三四千元。
他为人朴实，说榜鹅很多猪农受影响，集体赔偿比较合理，但这回他和政府各请的两大房地产估价公司，两方赔偿估算居然相差10倍。
胡姬山庄的地契每三年更新。潘惠义的创意点子不少，但因为摸不透当局想法，很多时候只能按兵不动。
潘惠义说，搬迁时，支架很难带走，因为那是用洋灰固定在地上的，得一根根拔出，费时费力。
疫情“催生”盐焗鸡
“猪要洗澡，种花种菜要浇水，这行做久了，就知道什么最重要。池的四周，把路面做成斜面，大雨一来，水自然往池里去。”
农地剩下两年，如果不获更新，几近千锤百炼地步的潘惠义打算退休，卸下一辈子的守候。
为了省钱，他逼不得已叫工人铲除辛苦栽培的胡姬花。工人砍伐时，怕心痛受不了，他不敢去看。
潘家向银行贷款，注入千多万元投资，用了三四年把生意慢慢搞起来。
母猪怀孕期115天，哺乳期21至28天，最高可产20只猪仔，平均大概八至12只。“猪仔太多，有的母猪没办法养，有几个乳头是关键。”
1980年代初，政府重新规划农地，潘家举家搬到榜鹅养猪，这是潘家“第一迁”。
潘家的农地四公顷大，养鸡鸭猪。四个壮丁都能干，建鸡寮、打理猪食样样精，个个十多岁就出来创业，顺理成章地成了农夫。
潘惠义眼中，养猪、种花、种菜没多大差别，都要细心呵护。开始时，他不熟悉菜的“习性”，得靠慢慢摸索。
哇，居然有两胎半这回事？
1990年初，完成第二次搬迁“壮举”的潘家，分到榜鹅另一块六公顷的临时用地，开始种胡姬花。
潘惠义在农地“打滚”久了，连遣词用字也“田园化”，包括上述每个新加坡人都希望国家“长”得好。
最终，政府给予的赔偿，只是他估算损失的20%。
本期《人物面对面》，潘惠义畅谈半个多世纪来，如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包括如今应对冠病疫情和俄乌战事。
种花、种菜，不用半滴水龙头的自来水。
“启信后来在码头建了一道桥，直通别墅，方便出入。”
政府的立场是猪粪严重污染水源，而且新加坡土地稀少，养猪业不符合经济效益。
政府淘汰养猪业的大政方针，让潘惠义成了惊弓之鸟。他坦言“怕了”，不知何时会有什么突然的宣布，凡事步步为营的好。
农场有18个温室。潘惠义带领参观时，看得出他为丰硕成果引以为豪，捧起蔬菜拍照时，还禁不住嗅了嗅，感叹：好香啊！
胡姬山庄43公顷大，他后来成功标到西北部双溪登加（Sungei Tengah）的地段，只有3公顷，可以想象当时要舍弃的东西何其多。
但世事如棋，2011年6月，他接到另一枚“炸弹”——胡姬山庄须让路给地铁汤申线的总车厂。
“搬迁过程万分辛苦，不仅仅是财务问题。”
他说，搬迁工钱太贵。以租用大罗厘来说，一天租金1000元（最多两趟），让人吃不消。
厨艺精湛的潘惠义，还投入10多万元，开设本地首家由温室改建而成的“绿野仙踪”（Forrest）冷气餐馆，赢得口碑。
他指出，本地农夫对国家都有一定的担当。“我们也希望国家长得好，不要有问题。有时我们会骂骂两句，像父亲骂孩子一样，主要还是为孩子好嘛。
新农地只能种五六万株胡姬，量太少，难出口，在地卖也划不来。因此，2017年政府倡导“自供菜”时，潘惠义积极响应，决定弃花转菜，并继续开餐馆。
胡姬山庄的食客包括附近农场员工。疫情期间，堂食一度禁止。潘惠义用甘榜鸡亲自烹制盐焗鸡，方便打包带走。
2009年，时速80多公里的龙卷风摧毁大部分支架。所幸保险公司作了一些赔偿，支架重新安置，不料两年多后，因征地再次倒下，只不过这次是非自然倒下。
潘惠义指出，新加坡当时每天需要3000头生猪。“以前许多人养猪，猪肉价格稳定，一只生猪每公斤以两三元计算，如今卖六七元。”
农务经验丰富的潘惠义，2012年到双溪登加开拓新农地时，当务之急是规划水供。他用两台挖泥机挖出长50米，宽30米，深10米的大水潭。即使不下雨，池内的水也能用上一个月。
手足情深，从商的弟弟还买下当地一家鲜花批发中心，协助把家乡的胡姬出口到当地。
盐焗鸡吸引了远至东海岸的顾客，八只10只的买，也带来不少外卖单子。“总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变通，找方法生存。”
用PUB水 大家别想吃菜了
“要是用PUB（公用事业局）的水，你们不可能买本土菜、本土花了，因为成本太高了。”
政府淘汰养猪业 促成“第二迁”
胡姬山庄占地43公顷，相等于50个足球场。当时种植200多万株胡姬花，是本地最大的胡姬花兼观赏花农场。
潘惠义表示可以理解。“政府有政府的想法，但人民有人民的想法，农夫也有农夫的想法。”
“他是最出名的大地主，谁不认识呢？我们的地都跟他租的。”
潘惠义与Sakura品牌合作，把自家种的巴西菠菜和奶白，批发到职总平价超市。其他蔬菜如苋菜、蕹菜、白菜、芥兰、菜心，则在周末和假日的“农场市集”出售。
因为我们是农业“出家”嘛！
胡姬山庄有八九成胡姬出口到国外，其中莫氏（Mokara）蜻蜓兰和石斛兰（Dendrobium）很受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欢迎。
电视上听到新闻 晴天霹雳
当初兴建胡姬山庄时，他选用不畏日晒雨淋的优质好木——马来樟木（Chengai），作为支撑遮阴网的支架。
榜鹅农地九公顷大，养了四五万只猪。根据潘惠义，当时每天卖五六十头，“一只猪两三百元，盈利空间不大，但营业额大的话也很可观。”
他说，小猪养五六个月，重量可达八九十公斤，就可以卖了。
正当猪养得肥肥好好，1984年某个晚上，电视跳出时任副总理吴庆瑞宣布全面淘汰养猪业的新闻，对猪农来说简直晴天霹雳。“事前毫无征兆，猪农都浑然不知，有的还在建化粪池，或装置自动喂食系统。我当时也以为，新闻报错了。”
到了新地，铲泥机挖好洞，先放表土，树安置后，再填满表土。“种好一棵树，一点都不便宜。”
另一枚“炸弹”引爆
20年租约原定2013年到期。2011年5月，潘惠义花了几万元装修宴会厅。
看到记者露出狐疑表情，眼前的养猪行家，突然转换到“5频道”，慎重地重复：two point two to two point five。
搬家史，潘惠义虽然轻松道来，却始终隐藏不了心里的无奈。
他举例说，本地肉鸡全靠入口，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马来西亚，马国今年6月1日禁止活鸡出口，影响巨大，“连鸡饭摊也无法开档”。
谈到猪，他眉飞色舞，大谈自己养猪的经验。“我远远就可听出猪的叫声有无异样，判断它是否病了。我们都自己医，喂抗生素。”
征地通知后仅有一年的时间搬迁，这也是“第四迁”。
潘惠义七八岁大时，每天早上六七点，就独自到海边，向奎笼鱼贩买小杂鱼喂鸭子。那时，常常看到“红毛名人”霍华德·启信（Howard Cashin）。
他在俗称“火城”（加冷煤气厂旧址）出生，有两兄一弟。潘惠义的父亲是潮州人，在火城附近开小鸡专卖店，就是把鸡蛋孵成小鸡，卖给鸡农。
五六岁时，潘家搬到林厝港尾，差百米就走到海边码头，“那里叫20英里半，新加坡最远的地方”。
他也发现，大水泵耗电量大，换成数个小型水泵，效率更高，电费省了一半。另外，去年开展的高科技室内密集种菜，虽收获颇丰，但因电费大涨得不偿失，立马腰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