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第二把钥匙”的想法，最早由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84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出。过后的几年里，当时刚步入政坛的李总理与时任副总理吴作栋和时任律政部长贾古玛教授一起起草民选总统制的白皮书和相关法案。民选总统制于1990年落实。
为了完善储备金的管理，政府也参考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外国机构如何管理捐赠基金。
“金管局不需要的资金，就从金管局取出，放到GIC，由GIC管理。比起金管局，GIC能采取长远的规划，能承受更多风险，因此也能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新加坡根据自身的历史和国情，制定了独特的储备金管理机制，包括开设淡马锡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以及设计民选总统制。这样的机制和设立过程，并非其他国家能轻易效仿。
在国际舞台上，李总理说，当其他国家看到天然资源匮乏的新加坡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建立起储备金，会对新加坡肃然起敬，这有助提高新加坡的国际声望。
我国管理储备金的成功，常引起其他国家的兴趣，外国领导人在与李显龙总理的交谈中，也想了解我国的储备金管理模式。李总理在与英语新闻台CNA进行有关储备金课题的访谈中，细数了储备金管理模式的几个重要元素。
其中，负责监管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贝克（Len Baker）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建议。李总理在与贝克交流后，与财政部和其他部长商讨，决定借鉴美国大学捐赠基金采取的模式，减少现金储备因市场短期走势而出现波动，并根据对未来的预期回报作出判断。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则在1981年设立。当时，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因经济向好而出现盈余。为了进一步区分中央银行和资金管理的角色，政府设立GIC，负责政府的资金管理。
民选总统制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李总理说，就连良好政府的正常运作，也须要防护栏和界限，让政府意识到，虽然所有资源都可供政府使用，但其中一部分是日常开销，一部分用于应付短期和中期需求，另有一部分则应该当成是一笔不同的资金看待，只有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能考虑动用。
这份额外的肯定和尊敬，让新加坡在众多世界城市中更出众。李总理说：“因为大家认为新加坡与众不同，所以在新加坡，你能挣到比区域里任何其他地方更高的薪酬……这其中是有新加坡溢价的，而我们所有新加坡人都从这笔新加坡溢价中受惠。”
李总理说：“那是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它凝聚了民众的注意。大家知道，有个东西叫储备金，是一笔很大的钱，并且须要保护它。”
随着不同大小的政联公司设立，政府1974年决定将这些公司从个别政府部门调出，归入新设立的淡马锡控股。李总理说，这是为了避免政府部门和政联公司因相互给予特殊待遇，而导致政联公司丧失商业和市场纪律。
民选总统制作用：防止储备金遭洗劫
“淡马锡还有另一个职责，那就是管理旗下的公司，施行精简整治。政府没必要再拥有的公司，就卖掉；业务不再可行的，就歇业，以某种方式处理；有潜能的，培养它们并让它们成长；至于未开拓但要进入的新领域，它就得选出这些新领域、建立投资组合，分散新加坡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李光耀在提出民选总统制的构想时说，如果出现异常选举结果，流氓政府（rogue government）当政，想要洗劫储备金，一代代新加坡人的血汗积蓄就会在一届政府任期内化为乌有，因此必须采取防止措施。
独立初期，政府设立了吉宝和三巴旺两家船厂，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星展银行的前身——新加坡发展银行一开始是经济发展局的融资部门，后来成为银行。李总理说，当年政府和公司之间的界限并不如现在明确，许多公司都得由政府设立。
随着国家储备逐渐积累，政府开始探讨民选总统制作为监管储备“第二把钥匙”的可行性。在李总理看来，这也是储备金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