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信心和自由贸易也被动摇了。他们先是谈公平贸易，意思是贸易不要那么自由了；然后他们说要考虑国家安全，这是重要的……然后他们谈在岸外包，把外包工作带回国内完成……但这听来像是贸易保护主义。再之后他们谈友岸外包，和朋友做生意。但谁才是朋友？我们正驶入一个充满纷扰的外部环境。 新加坡国内的情况也变了。我们在这20年里越来越繁荣。我们的外交工作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为人所知，对新加坡有一种敬意，这是好事。与此同时，我们与世界的联系也更紧了。
过去20年，还发生过其他事件，其他考验我们的时刻，而我们必须让国人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从新加坡设立并成为“全球治理小组”（3G）召集国、成为美朝领导人历史性峰会“特金会”的举办地，到新加坡推动区域合作、与邻国合作协力亚细安茁壮成长，都证明小国不止有外交、还能有所作为。
与周边邻国，与区域与世界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对于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维持交通航道通畅、保证600万人口食水与粮食的稳定供应，乃至国家的存亡，都有直接且重要意义。
海峡：当我们谈到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时，不同人似乎有不同的诠释，我们该如何让所有人有共识？是时候去真正追问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意味着什么吗？
外界经常用“平衡”，来形容新加坡能够与世界大国都保持友好。不过，新加坡外交官员并不认同“平衡外交”这个形容，他们认为新加坡处理与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并非依靠“平衡术”，而是凭借着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以及多年合作所累积的经验。
多名与他有直接接触或长期观察的政要与观察人士，在谈到李总理的外交风格时，经常用到以下关键词：务实、睿智、讲原则、寻求合作双赢。
没有变的是什么？我们还是一个小红点，更红了，但依然小。我们依然在东南亚之中，邻国比我们大，我们的区域正在繁荣发展但面对困扰。我们依然依赖国际法、国际贸易，依赖海上交通线通畅，能够和世界上所有人沟通和做生意，取得我们的食品和物资。当所有人都在挤压彼此时，我们也须要维护我们的利益，而我们不是块头最大的一方。我们须要站稳立场，这须要大量的工作，也让外交部非常忙碌。
海峡: 世界在变，新加坡也在变。我们的外交政策如何演变，哪些方面变了，哪些维持不变？
捍卫国家利益 外交政策与时并进
从前，外交是外交……新加坡人将外交政策交给政府去处理。但如今，国人的接触面很广，有互联网、社交媒体、WhatsApp、TikTok。人们出国旅行，各种各样的影响进入新加坡……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与国内局势相连。我们须适应，我们的外交政策也须调适。
李总理：这是个一直在持续的辩论……不只是温饱的生计问题，而是当你谈论多元种族、民主、我们制度的完整性，这类课题，所有这些都涉及国家利益，哪个更重要？当你在辩论这些问题时，你不是在辩论一个抽象的原则，比如主权对垒经济要如何衡量，而是当一个具体的问题出现，你面对着考验……这里没有公式化的答案。你必须根据每个问题、每个情况去看，然后你必须做出判断。在重大问题上，如果你必须做出决定并采取立场，人民也会有自己的看法，而政府必须将此考虑在内。但愿政府有一个经深思熟虑而形成的观点，然后和国人对话，一起讨论。
在多年来的一次次外在考验中，李总理以及他领导的外交团队，也把新加坡的外交理念，对内对外都阐述得更清楚。
我们和多个大国都是朋友。我们希望他们有建设性地在本区域活动，帮助维持区域的安全和繁荣，美国人正在这么做。正因我们是朋友，当他们有事相求时，我们有时能帮上忙。
新传媒：台海危机是长期存在的争议点。在此背景下，请分享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李总理: 20年前，我们都还在一种后冷战的环境，意思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主张全球化、多边主义，人们谈论自由贸易、国际分工。弗里德曼（美国畅销作者）说世界是扁平的，我们在那个环境里繁荣。今天的世界不是扁平的，大国彼此不和，中国发挥更加主导的作用……俄罗斯和美国、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都出现了极大的紧张。
李总理务实与睿智的特质显而易见， 至于新加坡外交重原则的一面，却未必容易被透彻理解。
延伸阅读
这一点，不像典型的政治人物，但新加坡的建国之路本来就是独特的。李总理以20年的执政，进一步巩固了新加坡建国以来的独特外交。
当国际地缘政治紧张上升、或中美出现严重分歧时，新加坡外交“讲原则”的特点尤为突出。为了坚持原则，李总理不畏惧碰触尖锐课题，不论对象是外在的大国、或者是国内的舆论，虽然他的态度总是谦和、就事论事。学者评价，李总理是“少数几位在华盛顿和北京，都愿意对强权说真话的国家领导人”。李总理在卸任前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则提到“即便闹得满城风雨”，为了国家利益，他也会做出判断和行动。
尽管时有磕碰，我们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新中共同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我任总理的20年里，我们也在重庆开展了第三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推动互联互通。我们也与中国签署升级版自贸协定。整体而言，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十分亲切友好。我想，他们知道我们希望跟他们有更多合作，我们也不与他们作对。 与此同时，他们知道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是华族，但是我们和中国不同。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它就不能是基于种族认同，或者，该怎么说呢，你不能说我们同祖同族，我们就必然拥有相同历史。
李总理：中美关系起初是正面的，虽有问题但基本上仍相互合作，可如今两国关系中充满争议……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立场和国家利益上的根本矛盾非常深。这相信会持续很长时间，超过10年，可能20年或甚至更久。幸运的是，我们和中美两国的关系都良好。
我们曾这么做，而且做了很多次。你或许已忘记，比如我在2004年接任总理前、还是副总理时，曾到台湾进行私人的非官方访问。这掀起一场争议，我必须表明立场。所以我的首个国庆群众大会上，我不仅得花时间讲解外交政策，还得针对那次访台，说明为什么我去，为什么这对新加坡重要，为什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须要我这么做，即便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对于幅员狭小、天然资源匮乏，又地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的新加坡而言，外交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他继承了奠基于李光耀、拉惹勒南时代的外交定位，又在新的不确定时代里继往开来，带领“小红点”，国际上发出光和热。
自从独立以来，我国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且国际空间不断扩大，和三代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掌舵有密切相关。和建国总理李光耀相比，李显龙总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并非天生的外交家，但事实证明，李总理处理外交也有自己的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