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儿子喜欢参加协会的画画、圣诞庆祝等亲子活动，这让李倩有独处的空间去疗伤，也缓和与儿子的紧张关系。李倩也接受辅导员的建议，慢慢学习与悲伤共处，不急着逼自己走出伤痛。
去年底，她第一次在新加坡工作，当兼职侍应生。今年，她再次装扮自己、爱惜自己，不再像丈夫去世头两年那么渴望自己患癌病逝。
2023年4月1日下午2时许，56岁的刘韵霖接到生平最大、最残酷的玩笑。
延伸阅读
【案例一】新加坡孀妇协会助中国妻子走出丧夫阴影
丈夫脑部淤血，切开半个头颅后还是不理想，医生说即使醒过来多半成植物人。几经考量，刘韵霖同意次日拔管。两人育有30岁和28岁的儿子。
两人10天的泰国普吉岛之游也取消了。丈夫逝世三个月后，刘韵霖被诊断患上乳癌，漫长的治疗让她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审视内心的痛楚。自己一人接受化疗，一人到医院动切除乳房手术，一人在家疗养。
令人关注的是，在本地已婚者中，孀妇的占比远远超过鳏夫。每五名丧偶的已婚者，四名是女性。
直到一年后，友人把她介绍给新加坡孀妇爱心协会的会员。刚巧母亲节她不想孤单度过，就与对方约见，“那天见面后，我才知道原来有人能懂我的心，和我一样痛过，后来又站起来”。
“死亡来袭那刻是如此难以预测。失去一个与自己生活这么久的枕边人，是外人无法理解的痛。要我说出悲痛，对我来说很残忍，我不一定说得出。”家人固然支持和关心，却害怕她伤心，选择避而不谈。
“我好像是那个亲手拔掉他生命维持器的人。后悔吗？我不后悔，只是很痛，我们早上才一起吃煎蛋面包早餐，还约好一起吃晚餐。我们几天前才从吉隆坡回来，怎么就成了这样？”
丈夫至今不曾入梦，每次提起丈夫，泪水无法自控。两人没谈过死亡，也没立遗嘱，算是遗憾。
女多男寡，多年来并没有改变，与女性预期寿命较长不无关系。根据2024年发表的数据，我国女性的预期寿命为85.2岁，男性为80.7岁。
“上一代女性和我们不同，我们受过更多教育，想知道更多，也知道真的撑不过时去哪里求助。”
有意联系协会者，可致电63542475或查询网站wicare.org.sg。
原本预定12月学校假期的日本家庭旅行，她带着丈夫的遗愿与子女完成。
丈夫病后，担心负担不起原本住的公寓，准备换组屋。可惜丈夫没来得及看新屋，李倩一人收拾丈夫遗物，告别两人共筑的公寓，“金钱方面他做好安排，可是我的心却空了”。
然而，她想哭却不敢也不能痛快地哭。她是子女的精神支柱，身兼父职，以一份收入维持生活。她必须处理家务账单等琐事，这些是丈夫生前包揽的；她得强装笑脸面对“你有小孩，一定要坚强”的慰问，这些话语，既是关心，也是负担。
“我不会英文，连简单的网购日常用品都得翻译来翻译去。无论是水电费还是银行手续，我也只能直接上门询问，还好本地不少人会说华语帮了我。”
那些有子女的孀妇，除了处理自己的情绪起伏，还得兼代父职，独自抚养和照顾子女的责任。子女也须适应没有爸爸的生活和伴之而来的压力，有的因此影响学业成绩或性情，有的则因害怕失去妈妈而变得焦虑。
但悲喜的心情起起伏伏，很难预料悲伤何时来袭。就像她和儿子外出途中，看到情侣牵手，她忽然感到无法呼吸，必须马上赶回家把自己抛在床上痛哭，任由儿子呆坐看电视。遇到儿子哭闹，她常无法自控地大声斥责。
她也没有勇气整理逝者的遗物，丈夫的衣物原封不动，双人床一边堆满丈夫的东西，“家里四处放着他的东西，感觉他还在”。
“我以前看新闻有母亲带着孩子结束生命，觉得她们残忍，不能理解，但老公去世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
即使面对同样守寡10年的母亲，她也无法开口。母亲也是乳癌患者，不久前去世。同是孀妇，刘韵霖说，母亲似乎哭得少很多，只是照常生活。
几个月前，她弄丢旧手机，两人的照片随之消失，“或许是他要我快点放下吧！”丧偶留下的心灵空洞，将伴随另一半的余生，而时间是最好的治疗。
为孀妇提供互助和辅导等活动的新加坡孀妇爱心协会（Wicare Support Group）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孀妇积极寻求支援，当中包括更多年轻孀妇。协会的会员人数逐年增加，从2018年的750人增至目前的1100多人，年轻会员比过去更多。她们当中，大部分是50岁或以上女性，10%介于40岁到49岁，3%不超过40岁。
生活往前推进，她的心却始终困在悲痛里，她在新加坡的朋友是丈夫的朋友，丈夫去世后朋友渐行渐远。婆家本来不太接受中国媳妇，儿子去世后，现在几乎不相往来。丈夫逝世时又是冠病疫情暴发期间，中国边境封锁，她只能留在陌生国度，带着不懂事的年幼小孩，咀嚼着丧偶的煎熬。
已婚者丧偶后 普遍面对问题是如何处理内心悲痛
此外，随着跨国婚姻数目逐年增加，更多过埠新娘在新加坡籍丈夫逝世后，继续留在本地抚养子女。她们往往更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情况。
拥有26年历史的协会因此也特设儿童愈疗方案，举办各种亲子、社交和教育活动，以帮助会员的约1700名子女学习应对丧亲之痛和新的家庭模式。协会每年趁6月23日的国际孀妇日，也会主办庆祝活动。
丈夫的同事来电说他跌倒了，该怎么办？刘韵霖让同事叫救护车，自己直接去医院，结果还是来不及说上最后一句话。丈夫是餐馆副主厨，准备下班，临走前发短信给刘韵霖，两人说好一起吃晚餐，“那天刚巧是4月1日愚人节，我还以为是恶作剧！”
丈夫去年12月因病离世，留下40岁不到的妻子何秀琪和一对七岁和九岁子女。
新加坡孀妇爱心协会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孀妇积极寻求支援，当中包括更多年轻孀妇。协会的会员人数逐年增加，从2018年的750人增至目前的1100多人，年轻会员比过去更多。她们当中，大部分是50岁或以上女性，10%介于40岁到49岁，3%不超过40岁。
“认识其他孀妇，倾听她们的故事，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之前我会问，为什么是我？但听到一些孀妇的故事，像一个比我年轻的孀妇，孩子未出世丈夫就过世，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至少我和孩子来得及听丈夫说爱我们。”
新加坡孀妇互助慈善组织发现，本地孀妇有年轻化趋势，无子女的孀妇比过去多。
失去灵魂伴侣，何秀琪庆幸许多家人朋友伸出援手，帮忙处理家中琐事。
【案例二】愚人节噩梦：妻子亲手拔管送别丈夫 后罹患乳癌
丈夫离世的第一年，每当五岁儿子哭闹不停时，李倩（化名）有好几次想抱着儿子轻生。还好，心里那句微弱的“活下去”，让她熬过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再一个月，今年，丈夫逝世已两年了。
“今年初，我第一次有打扮自己、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的正面想法。”这个转变，归功于孀妇爱心协会伸出的援手。
起初，她拒绝与朋友聊自己的感受，“就是觉得聊也没有用，丈夫也不能起死回生”。
去年，她经朋友介绍加入孀妇爱心协会，会员的类似经历让她敞开心扉，每次分享，悲伤似乎少了点，“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没有被遗忘，这是我抒发伤痛的方式”。
孀妇爱心协会执行长黄丽娟说，已婚者丧偶后，普遍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内心的悲痛。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般不具备帮助丧偶者走出悲伤的能力。协会通过辅导、小组治疗及主办讲座、午餐会等活动，让孀妇了解自己并不孤独。
后来，上司把孀妇爱心协会介绍给她，她总算找到抒发悲痛的避风港。为期三周的“关怀和联系小组”，让她学习如何面对丧偶之痛。除了与协会辅导员交谈，辅导员还安排家访，教两个孩子如何抒发情绪。她后来加入孀妇互助小组。
【案例三】亲友慰问 既是关心也是负担
两个儿子外出工作，空荡荡的屋子，她不敢待在放有丈夫遗照的客厅。她常不由自主和他说话，“如果外出，我尽量在外头待到很晚”。
黄丽娟说，不少跨国婚姻的孀妇须独自或在几乎没有支援下，解决丧偶带来的各种问题。她们在处理法律和行政事务时，往往也面对语言和文化障碍，一些甚至面临经济困难。
去年劳动力综合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的孀妇人数为13万5400人，占15岁以上本地女性居民的7.4%，占已婚女性的10.2%，绝大部分超过50岁；鳏夫则有3万2500人，占15岁以上男性居民的1.9%，占已婚男性的2.8%。
“没有协会和其他孀妇的帮助，我不敢想象我现在怎么过。”
近几年，跨国婚姻日趋普遍，无亲人在身边的孀妇更为普遍。最新公布的《2024年人口简报》显示，跨国婚姻约占去年公民婚姻的36%，与过去10年的情况不相上下。
如果重来，还会嫁他吗？何秀琪想也不想：“为什么不会呢？他是好人，爱家疼孩子，很疼我。”说完，忍住一个多小时的眼泪，再也收不住落下。
李倩六年前孤身从中国北京嫁给从事工程事务的新加坡籍丈夫，一直在家照顾儿子，因为不谙英文，家中大小事全由丈夫打理。两年后，丈夫不幸患癌，抗癌一年多后不敌病魔去世。她顿时孤立无援。
“那段日子，我儿子最常说‘我很寂寞’。我说，我们两个都很寂寞。”
两人结婚11年，她和丈夫也是多年同事。丈夫去世后，她不敢走到他原先工作的部门，担心在同事面前露出脆弱的一面。在家里，她发现儿子脾气变坏，却不晓得如何应对。丧偶的伤痛，在这些“正常生活”面前无处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