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阐述这个观点的文章《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导方式分析》，让王沪宁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但他不同意自己所提的是“新权威主义”，他曾说：“共产党只能接受一个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从步入政坛开始，学者、教授王沪宁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也渐渐的跟学界断了来往。他的名字出现，通常都是在官媒通稿的最后一句，例如“出席会见的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套用现在的网络用语，就是“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王老师！”。也有人评论，“当王沪宁骑自行车穿行在1994年的复旦校园时，他平静地思考学术问题，思考他感兴趣的一切，却唯独没有思考过一年后自己会在哪里。”
对读者来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本日记体的专著，除了记载了王沪宁对学术的思考，还记录了他1994年的生活琐事，包括每天授课、读书、写书，也看电影、追剧、甚至玩电脑游戏。
作者为本报特约撰稿人
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的人生》，这是王沪宁的个人日记，如他在自序中说的，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他大部分时间均用来做专业学问了，以致这一学问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生命。
如今，北京的观察家们早已不再纠结王沪宁到底是左还是右了，他的形象是学者，智囊，见识广，有国际视野。外传他将在十九大后进入最高权力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分管意识形态领域，一些人充满期待，他们认为王沪宁具有国际观。
曾经在上海和王沪宁有过交集的香港传媒人魏承思曾撰文提到，六四过后，“风闻市委想让他出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我就问他意向如何。他说，不会离开复旦大学，一生的愿望就是写几本好书，教出几个好学生”。
最终，他还是到了中南海，传说他在“长期睡办公室，经常几个月不回家”。至于政治理念，他在复旦时就提出“集中现代化模式”，他曾经非常留意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经验，尤其是当年的“新加坡模式”，这种保证政治领导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分配社会资源的政治体制，对效能的侧重超过对民主的侧重，他称之为“集中现代化模式”，在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及相关政策。
比如“自黑”，过年时王沪宁在爆竹声中玩电子游戏“大富翁”，他感慨，“又是买地，又是炒股，又是建筑商场，最后破产，输给一个叫‘大老千’的人，被狗追得到处逃，落到阴沟里”；还有，2月9日他写到：小F拿来中华鳖精，是一种补品，最近各种补品越来越多，鸡精丶蛇精等等，什么时候推出“人精”，大概是最补的了。
至于他没有地方治理经验这一“软肋”，辩护者认为，曾经陪同三代最高领导人进行国内调研，国外访问，参与重大改革与决策，直抵核心，王沪宁对务实问题也有所掌握。这名理论家是否真的会创造一次“意外”，晋升为常委？只差一天就有答案了。
正是在1995年，王沪宁离开校园，调到北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时年40岁。2002年，王沪宁晋升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至今，直接参与、起草了前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现任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论述，也参与了十五大以来至今，中共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工作。
刘怡
1985年，但王沪宁以“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出现在《半月谈》杂志封面时，笑容灿烂，意气风发，和后来人们透过镜头所看到的“太过平静，有一种莫测高深的眼神”的高干，判若两人。
熟悉王沪宁的人：他的低调并非完全刻意
有人因此评论，今天社交媒体上玩的那些套路，“人家王沪宁老师早就玩过了！”
十九大人物·点将系列
熟悉王沪宁的人认为他的低调并非完全刻意，复旦大学时期，曾经和王沪宁共事过的学者孙嘉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王给人的印象是谨言慎行，不苟言笑，“由于他学术任务特重，平时不太容易看到他”。孙嘉明还强调，王沪宁对物质生活的态度绝对是淡泊的。他生活很简单，平时都在食堂吃饭。看书写文章也都在办公室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