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还向峰会提交了《中国核安全领域进展报告》，详尽介绍了中国在国家核示范中心建设和运营、强化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管理、打击核材料非法贩运、提升核应急水平、加强涉核网络安全、建立辐射环境监测体系等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体现了中国对于关系到全人类安全与福祉的核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胸襟。
中美关系的发展应多一些接力，少一些借力。接力与借力是两种不同的中美关系发展路径，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中美接力是通过两国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间的战略互信，也是实现在双边、地区乃至于全球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必要路径。例如，本次核安全峰会期间，中美双方在气候变化与核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就体现了这一点。这种接力关系将会把中美关系导向一个更加健康、持久的发展前景。
中美关系的发展应多一份理解，少一点指责。两国关系中不仅存在共同利益的一面，也存在利益矛盾，甚至冲突的一面，对于中美两个在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历史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国家间在面对共同利益时所体现出来的关系并不能反映出两国关系的全貌，也展现不了其本质，而恰恰是在两国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才能表现出双边关系的成熟与否、稳定与否。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然而，美国学者并没有关注“一带一路”的内容，而将注意力放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争端方面。沈大伟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地”，难道是对东盟（亚细安）国家的友好表示吗？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上也能感受两国学者之间的观点差异。
3月31日到4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邀请，出席在华盛顿举办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习近平在峰会上就中国在核安全问题上的政策主张作了主旨发言。
当然，中美关系是复杂的。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中之间的合作在不断增强，但竞争也在加强，而两国领导人并没有避谈存在的分歧。 尽管如此，中美两国仍然能从大局出发，在诸多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关键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会后，双方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 实际上，本次核安全峰会上中美双方的互动透视出保持中美关系的大局稳定，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动力与路径。
本届峰会除了讨论核安全问题之外，与会各国的双多边外交互动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议题，其中习近平与奥巴马的双边会晤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本次习奥会是奥巴马在峰会期间唯一安排的双边会晤，也是两国领导人今年首次举行的面对面的会谈，整个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习近平在与奥巴马会晤中便尤其强调了这一点。他表示：双方应“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或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敏感问题，避免误解误判和矛盾升级，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大的干扰。” 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90多种的交流机制，有效保障了中美关系的有序发展。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美国政界对中美交流机制作用的认识不到位，仍存在一些妨碍中美沟通与交流的杂音。2015年9月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美国国内部分政治人物表示奥巴马政府不应该给中国以这样的“礼遇”，甚至鼓吹要取消这次访问。
显然，中美之间的交流机制已经不能主要限于政府层面，尽管这一层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应该延伸至社会层面，例如商业界、学术界，其中学术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奥巴马在其后的记者会上强调，双方就众多议题进行了坦诚且富有建设性的对话，认为“这将是在确保美中保持一种有效、建设性关系所作的众多努力中又迈进了一步，这种关系不仅对于美中两国人民十分重要，对于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中美关系的发展应构建更为全面的交流机制。中美间的战略沟通，至少能够发挥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其一是明确并正确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战略意图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但在无政府状态下，他国的战略意图既难以揣度，又不易鉴别。因此，加强战略沟通，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相互交流便成为一条必要且有益的路径。其一是管控分歧，防止局部事态的扩大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全局。
作者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丹佛大学访问学者。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再者是这种沟通机制不能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应当延伸至社会各个层面，如学术界。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曾对一些知名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做了访谈，深感两国学术界加强沟通与合作的必要性。例如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问题上，中美学界就有不同的观点。在很多中国学者看来，这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最新案例。
然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对此表示难以认同。他认为，“遏制”一词有特定的冷战背景，特殊的对象即苏联，其基本的特征就是“相互孤立”。但美国并没有孤立中国，也不可能孤立中国，而是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一员。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毋庸多言，但两国关系是否已经足够的成熟与稳定尚难有定论，其中一个关键的影响变量就在于每当中美关系间出现利益分歧与矛盾的时候，双方便开始出现相互猜忌、指责的现象。例如，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博弈。美方始终将中国视为对美展开网络商业窃密、网络攻击的主要“嫌疑人”。实际上，中国也是各种网络攻击的对象。在网络安全领域，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本可以展开更为密切的合作，但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指责损害了这种合作氛围，不仅无助于构建一个安全、共享、有序的国际网络环境，也不利于双边关系的发展。
因此，美国在亚洲实行的再平衡战略就是为应对中国挑战而采取的主动性政策。尽管美国不愿与中国发生冲突，但万一冲突发生，美国需要具备掌控全局的能力。显然，中美之间的交流机制已经不能主要限于政府层面，尽管这一层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应该延伸至社会层面，例如商业界、学术界，其中学术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教授表示，这是中国应对美国的一个战术，是在“欺骗”美国：一方面中国在言辞方面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声言不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但另一方面从行动上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如恶化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在东海、南中国海采取胁迫性政策。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中美关系存在的利益分歧与矛盾恐将继续持续，甚至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笔者在访问美国学者时，就美国下一届政府将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表达了一致观点。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一种相对悲观的情绪在蔓延。中美在核安全峰会期间的良性互动、坦率交流或可为将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增添更多的信心与正能量。
中美借力则是通过战略投机的方式来实现单方的国家利益，其出发点就带有取巧的成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使其获得短期的战略收益，但却会加深双方的战略互疑，尤其是在中美两国竞争面更为凸显的情况下。例如，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美国通过施压中国的方式来实现其战略目的就属于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