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因而，当前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正确地表达与领会战略意图，如何审慎地展开政策互动，如何恰当地确立战略身份，尤其要注意身份认知与政策互动的双向强化作用，即正向的身份认知与正向的政策互动相互强化，反之亦然。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这种调整是在对双方实力评估以及对中国身份再认知的基础上展开的。特朗普政府对自尼克松（尼逊）政府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深刻检讨与反思，这种反思建立在预期破灭、利益冲突与战略竞争三大基础之上。

由于当前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深刻的西方烙印，或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的印记，这也使得美国政府在建构中国身份时，或多或少地会陷入“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窠臼。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身份进行了重新评估，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身份的建构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将更多地关注相对收益（获益多少），而不是绝对收益（是否获益），从而为中美新合作机制与平台的搭建带来挑战。

因而，当前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特点成为双边关系的最显性特征。事实上，中美竞合性博弈一直是双边关系的基本面。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所定义的竞争不仅包括具体议题领域的竞争，而且延伸至战略竞争。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所谓的战略竞争就是秩序之争，关乎国际体系的性质，带有明显的权力转移色彩。

经过40余年的政策实践，美国对于塑造中国的预期越来越高，意愿也愈加强烈，但中国的发展进程与趋向并没有完全符合美国的预期，其战略决策层与社会精英的失望情绪开始累积。例如，美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仍然将自身界定为发展中国家，这与美国的认知与预期存在很大差距。

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撰文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来描述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强调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这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显见，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一个杜撰的概念，而非历史的自然定律，其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警示作用。诚然，实力增长与恐惧蔓延尽管对于国家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国家的政策互动及在此进程中身份的互构更为关键。

在过去一段时间，一个困扰着国际关系的经典命题，即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的关系及其未来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20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探讨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指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所造成的恐惧”。

即便制度性力量不足以约束中国，美国仅凭自身实力也可以迫使中国就范。于中国而言，这种融入也符合其国家利益，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的成功融入离不开美国的认同与支持。因而，冷战后尽管没有了共同的安全威胁，中美之间构建的这种战略共识，依然保障了双边关系总体稳定向前发展。这也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动力由原先的外部共同安全威胁驱动，转变为内在的战略共识驱动。

美国前任财长萨默斯在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已经离开经济少年期的中国是否愿意承担经济成人的责任，还是宁愿保留经济少年期的习惯”。如果是后者，则中美关系的前景将颇为悲观。同时，中国对于融入政策所带来的效应预期也在不断提高，不仅要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且要成为贡献者。

这意味着中国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推动当前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更具包容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于是，中美对于融入政策的边际收益都不甚满意，这使得双方关系的共识基础有所动摇。

必须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身份的再认知与政策再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华战略的明确化、固定化，而是反映出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转型与重构时期，这实际上为两国关系的调适与常态回归打开了重要的机遇之窗。从这个角度来说，双方重视并回应彼此的关切，保持战略性磋商与建设性互动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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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如南中国海问题、台湾问题）、经贸领域（如贸易结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如气候变化等），又因美国政府的政策偏好而难以发挥作用，这便出现了新的合作机制未能建立，原有的合作平台失去功能的状况，使得中美关系进入合作“断档期”。

（作者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必须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身份的再认知与政策再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华战略的明确化、固定化，而是反映出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转型与重构时期，这实际上为两国关系的调适与常态回归打开了重要的机遇之窗。从这个角度来说，双方重视并回应彼此的关切，保持战略性磋商与建设性互动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可以说，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接触”，目的是将中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并引导中国成为这一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与“负责任”建设者。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两大认识之上：一是国际体系足够强大，能够在融入中国的过程中规范中国，并影响中国的发展走向；二是美国实力足够强大，能够有效制衡中国的国家行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逐步调整了其对华敌视与对抗政策。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开启了正常化进程，并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于美国而言，这些政策调整固然有与苏联竞争的战略考量，但也受到通过政策调整来影响中国，甚至塑造中国的理想主义意念的驱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这让美国看到了政策调整的正面效果，提升了进一步改造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