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王瑞杰昨天（2月28日）在财政预算案辩论结束后，国会议程进入拨款委员会辩论前，和其他不参与首个部门预算开支辩论的议员离开议事殿堂。步出议事厅的那一刻，他满面笑容，很是意气风发。

自信从何而来？并不来自对过去两天累计超过12小时辩论中提出的疑问予以答复，而是结辩后只有两次皆来自工人党的补问，王瑞杰也有问必答。相比去年朝野围绕消费税的硝烟，以至国会必须记名表决是否支持预算案，今年的辩论简洁、干净得多。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阿裕尼集选区）重申该党在消费税课题上的立场，双方也不再重复和纠结去年的论述。

工人党在补问时提出的问题都与政府应付医疗开支的能力有关，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国人对相关课题的关注。昨天最重要的一点，是解释政府为什么采取固定年龄制度（cohort-based）而不是实施永久性的全民医疗护理配套。

事实上，我国医疗体系内已有一系列结构性津贴，这与照顾全民的医疗配套有异曲同工之妙。建国和立国一代配套则是在这些结构性津贴的基础上，提供的额外援助。单是今年，政府花在现有固定医疗津贴上的款额就预计多达61亿元，数额之大堪比今年为立国一代配套的拨款。

除了医疗，国家还得应付学前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重要开支，因此必须结构性地增加国家收入。这也解释了调高消费税的必要，以及政府为什么无法像一些议员所建议，用立国一代配套的款项延后调高消费税。

朝野在此次预算案辩论中的交锋不比去年激烈。这一方面反映今年的预算案没有太具争议性的宣布，另一方面也显示工人党在毕丹星去年4月接任党秘书长后，在前秘书长刘程强（阿裕尼集选区）打下的基础上继续朝“理性、负责任和可靠”在野党的方向努力。只是工人党此次辩论中除了重申对消费税的立场，充其量只做到在医疗政策上让政府解释不推行全民医疗护理制度的考量，在影响客工比率顶限（Dependency Ratio Ceiling）的措施上也没有接招，应政府的要求就此事表态。也许不作答是一种作答，但几天辩论下来，让人有感朝野双方在各项课题上各说各话，没有更深层的思想交集和撞击。

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从长远角度评价预算案。就如王瑞杰所说，每份预算案都是以之前的预算案为基础，是长远建国大计中的一环，不能孤立看待。高瞻远瞩，才能未雨绸缪，提前为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做规划，驶得万年船。

如此神采奕奕，可以简单理解为财政预算案辩论结束，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这必然要与总结辩论时一种紧绷状态形成对比，才会让人注意到反差。但王瑞杰在结辩演说和回答议员补问时，由始至终都显得精神振奋，闻者不得不认为，王瑞杰对于这份预算案的周全胸有成竹，对预算案能给国家开辟的前方道路信心满满。

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从长远角度评价预算案。就如王瑞杰所说，每份预算案都是以之前的预算案为基础，是长远建国大计中的一环，不能孤立看待。高瞻远瞩，才能未雨绸缪，提前为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做规划，驶得万年船。如此，我们在期待从每年预算案中获得更多好处的时候，也才会自我反思和勉励，点算自己的耕耘能获得多少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