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安居无望，薪金也鲜见增长。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生收入的平均数只由1万4250元增加至1万8583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更只有7.5%。面对青年困局，官员少有思量如何为青年创造好工，制定有利青年就业的产业政策。

以上只是社会问题之一二，它们盘根错节、不断累积，早已使社会成为火药库。可以肯定，就算政府这次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如果这些问题未有解决，社会冲突只会在另一次偶然情况下爆发。但是，官员对此有所认识吗？在6月12日的冲突过后，竟然有传政府希望透过“派糖”来平息民怨，这种荒谬的逻辑，却是政府一以贯之的做法。然而，这些小恩小惠根本无助青年找到出路，他们更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适足居所、美好的前程、充足的劳工保障，但政府官员却不知民欲，一直沉醉于善治的幻象当中。

以这次《逃犯条例》修订为例，政府以台湾陈同佳案为由仓促修例，事到如今仍狡辩，未免太低估了市民的智慧。虽然有谚语这样说：“谎言说多了便会成真”，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现实：当谎言荒谬到一定程度，再说下去只会让说谎者彻底失信于人。这些官员为何会以为他们的拙劣手段能够收效？回归以来，政府推动教改、增加大学生比率，目的不就是提升青年的独立思考能力吗？政府在修例过程中，更多次让“商”不让“民”，也为民怨火上加油。提出、散播“反送中”口号的媒体、政客固然需要被严厉谴责，但毋庸置疑，政府的无能、离地为民粹提供了极佳的滋长空间。

凡大型社会冲突均有其复杂成因，简单将它定性必然失真。香港中文大学近日进行的民意调查颇能勾勒出这场冲突的轮廓，观乎调查结果，15至39岁年龄层反对修例的受访者，远多于同龄的支持修例者达四至五倍；这个年龄层反对修例的比率，也比40至59岁受访者以及60岁或以上受访者为多，由此可以推断较年轻群体是这场冲突的主体。

6月9日的大型游行及6月12日的大规模冲突确实与《逃犯条例》修订有关，但从“反送中”这民粹口号就可看到事件反映的偏见和对内地的误解，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亦有严重和有意的误导，令部份示威者将抗争视为撤回条例的唯一手段，看不到条例本身的法理基础，包括将移交罪行收窄至严重罪行等折中方案。其实，“反送中”三字的内容既空洞又具体，空洞之处在于，它几乎掏空了条例的所有细节内容和法理认识；具体之处在于，它勾起了港人对内地的不信任和恐惧情绪。

香港政府一直知道房屋为香港公共事务的重中之重，林郑上任后，房价仍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出租公屋的轮候年期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居于不适切居所者不计其数。荒谬的是，林郑并没有急民所急，在耽搁持久的“土地大辩论”过后，依旧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应对社会沉疴，未有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作建屋、大规模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地产商手上的农地。年轻人看到如此施政，大概已感绝望。

当港岛交通干道在刚过去的周日再被示威人潮淹没时，林郑发表声明，就政府工作上的不足向市民致歉。我们期望她与香港的管治团队躬身自省，如声明中所言，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并加以改进，继而重订施政方针，让这一代年轻人由抗争者转化成社会的建设力量，为自己、香港、国家的前程谱写美好新章。

一些人会将问题归咎反对派、民粹媒体“误导”年轻人，但香港本来就是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也因为如此，官员应该具备较高的管治智慧。有些人或许会这样嘲讽政府，认为政府如果有本事，也可以“误导”市民去支持修例。更何况，民主派与民阵等组织根本没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不可能动员大批年轻人上街。就算是一些舆论尝试误导民意、制造偏见、激化矛盾，但将青年自发参与游行示威说成是愚蠢行事，只会令他们感到受侮辱，也是自欺欺人，对调和社会矛盾无益于事。

以“两地区隔”理解“一国两制”是不妥的，但民间充斥错误或被误导的认识，而且香港被殖民百多年，市民对国家的观念甚为模糊，就算是自称爱国者，爱的也很可能只是极为抽象的“文化中国”或“历史中国”。故此，港府官员有很大责任去改变这种现象，让港人、尤其是青年加强对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认识，挽回人心。可惜的是，他们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

2003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的“七一”游行、2012年的学生反国教运动，均是政府不恤民情、手法粗暴引发，若政府能有序、有道地推进政策，社会不应陷于如斯乱局。但官员未有汲取教训，反将问题愈理愈乱，甚至将理应是社会发展中坚势力的青年逼上街头。

在上周六的记者会，林郑指出有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待解，但明眼人皆见，政府根本没有决心根治社会问题。《香港01》一再强调，回归以来连场政治抗争只是表象，驱动这些冲突和不断积累怨气的，还有自殖民地政府以来一直“重商轻民”的管治方针，以及其所引致的深层次社会结构困局，如果官员不去正视，只知道在政策层面小修小补、“派糖”了事，社会冲突只会无日无之，市民的怨气只是等待下一个爆发点。

回归已逾二十年，在保住香港特色制度、优势的前提下，中港两地应有序融合，但我们要问，官员有这样的智慧、能力去推进“一国两制”的新常态吗？如果他们再不自省、自强，那么，他们对香港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尤甚于那些偏执、教条地看待“一国两制”的反对派。

年轻人是社会栋梁，为人父母者必然希望子女有美好前程，而香港的管治者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香港，理应为年轻人创造美好将来。逾百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指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此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时国运衰颓，希望激发青年改变国运。今日香港的情况与当日的中国固然相殊，但任何一个心系国运的政治家，都必然视青年为不可失掉的一群。

政府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并非一无所知，上月劳工及福利局递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到2027年，“初中及以下”程度的人力资源短缺为7.7万人，“高中”和“学士”亦分別短缺4.3万人和5.1万人，但“研究院”学历者的人力资源过剩却达1.6万人。由此观之，香港的未来不利于高学历青年，更令人忧心香港将来会否仍有高薪酬产业，为青年带来好工。难怪一些具硕博学历者感叹自己一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辛苦习得的知识竟成一生负累。

此际是夏日好时光，年轻人原本应该与同辈结伴同游，到世界各地增长见闻，有谁希望走上街头捱警棍、捱催泪弹，甚至因罪入狱而前途尽失？其实，6月12日在场的警员也不乏青涩面孔，他们只求一份稳定工作，有谁想跟自己的同辈在街头相抗，甚或被社会责难？政府为什么要让青年陷入如斯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