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冷战结束后人人讲经济的年代，港人“又讲起政治，化身为全球意识形态战线的前锋”，这样的自我标签，虽然很符合部分港人如今动辄以香港国际身分自豪的特征，但只不过又同样犯了过分自恋自重的毛病。

香港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才短短22年，普通市民开始拥有西式民主选举的政治权利也只有几十年历史。如果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淡忘了自己从哪里来、曾经是什么样，而自我神化，是不可思议的。

香港如今“逆历史潮流而行”，部分人不惜破坏一切，以至要摧毁香港经济，这份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的豪赌气势，倒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前锋”。但要说香港已“化身为全球意识形态战线的前锋”，则自我中心和自我膨胀的主观成分远大于客观真实。

笔者之所以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中大段摘引上文，是因为有关论述实在不能不引起思索。如此拔高和神化香港角色，只能说，部分人因香港历史上有过短暂一段经济辉煌期，而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以致已然忘记了香港真实的前世与今生。

作者：张释之

作者李家翘在9月26日《明报》文章〈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解决〉中有以下论述：“香港就是这么独特，它往往逆世界潮流而行。冷战是讲政治的年代，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香港在波谲云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以其经济身分周旋、沟通于各股势力（美苏、中英、国共，甚至南北）之间。此时它不讲政治、身段柔软，对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包容宽宏、举重若轻。而它也吃尽几家茶礼，换来几十年经济荣景。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无坚不摧向全球推进，人人讲经济，‘姓资’、‘姓社’不再重要，香港人忙于搵钱之余又讲起政治，化身为全球意识形态战线的前锋。”

现在的“逢中必反”，虽然确实够得上激进，但当中有多少是具备为意识形态而战的清醒意识，多少是非理性的为反而反，还是有必要认真探究的。因为作为一个“全球意识形态战线前锋”的化身，应该是既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认知和理想，也具备政治道义担当的勇者。这是一个内涵深刻的角色定位。香港是否担得起这个角色，不应由自己说了算，也不应随口说了算，而应该出自客观的公论。如果帽子戴得太大，随时会遮盖了自己的眉目。

这里既不存在抽象的一个“香港”，客观上也没有英明选择的空间。说穿了，是港英当局在地缘政治环境下走了一条香港不得不走的路。所谓“香港逆世界潮流而行”，只是一个脱离历史实际、虚幻的自我想像罢了。

香港毕竟不是少数人决意“揽炒”就由它完蛋算了的，香港社会在激情之后不能不面对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现实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自身正确定位的基础上，必须对香港有真实的反省与观照，必须根绝不切实际的自我幻想。不顾香港的前世今生，提出一套连论者自己都被感动得忘了真假的香港论述，是无助香港未来发展的。不管香港未来怎么样，反正过去她并非“有意识地周旋、沟通于国际上各股势力之间”，今天也并非就已是“全球意识形态战线的前锋”。至于未来的路，哪里行得通，哪里是死胡同，只能继续探索，谁也无法过早断言。

激情后要选择发展道路 须根绝幻想

香港之所以独特，并非一种在明确意识主导下追求的结果，而是统治者因应其特殊地缘政治经济环境，顺势而为所造就的。所谓在冷战年代“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香港在波谲云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以其经济身分周旋、沟通于各股势力（美苏、中英、国共，甚至南北）之间”，这个论述中，作为主体的“香港”到底所指为何？是港英政府？是港英政府之外香港的某种力量？还是作为那个年代并无任何管治上发言权的普通香港民众？后两者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都是不可能有前述作为的，那就只有可能是港英政府所为。

港英政府如果对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此英明神武，那么港英当局的权力来源，意即英国政府，为什么反而不如其偏于一隅的殖民地当局一样包容宽宏、举重若轻，而是与西方阵营一同陷入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能超脱呢？如果不是香港的地缘现实，让港英当局付不起在中国家门前玩意识形态斗争的代价，香港是不可能不与英国一致，卷入中英之间，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格局之中的。因此香港过去并非有意识地“逆世界潮流而行”，而只是港英当局为了自身管治下香港的生存，不得不选择一条远离意识形态斗争，以让香港能在夹缝中生存的现实道路。

称港为“意识形态战线前锋” 过分自恋

（作者是新范式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来源：明报

港英为生存 不得不远离意识形态斗争